成都老地名与儒释道文化

2012年05月25日 04:52 新浪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成都的鹤鸣山、青城山为道教发祥地和道教圣地。道教秉承老庄思想,崇尚自然,以自由逍遥为价值取向,主张人的自由发展及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对成都文化影响深远,使成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成都有三官堂、青羊宫、纯阳观等多处道教场所。三官堂是道教的供奉场所,供奉天官、地官和水官。民间素有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之说,并将三者合称为三官大帝、三元大帝、三官帝君等。三官是道教原生态的供奉对象,因为民间对三官的信仰起源于中国古代先民对天、地、水的自然崇拜。自远古以来,天、地、水就是人们生产生活的必要条件,人们常怀敬畏感激之心,虔诚地膜拜供奉。

成都佛教文化历来十分活跃,历代修建1000多处佛教场所,以隋唐时期为盛。现存大型寺院有文殊院、大慈寺、昭觉寺等。据《成都县志》记载,明朝末年信相寺毁于兵火,只有10尊铁铸护戒神像和两株千年古杉得以幸免。清康熙二十年,慈笃禅师来到这片废弃的古寺苦行修持,数年内便声名远扬。传说慈笃禅师圆寂火化时,红色火光在空中凝结成文殊菩萨像,久久不散。人们认为慈笃是文殊菩萨的化身,从此改信相寺为文殊院。

唐代大慈寺高僧云集,玄奘兄弟游蜀受业,玄奘曾在大慈寺受具足戒。相传安史之乱后,玄宗避难成都,见大慈寺僧人英干在街头施粥救济贫困百姓、为国祈福,乃为英干敕书“大圣慈寺”匾额,大慈寺因此得名。

成都街名中有数十处与佛教寺院相关,尽管红瓦寺、白云寺、净居寺等已经有名无实,但名称存留的信息,足以看出成都历史上佛教文化之兴盛。

衣冠庙建于三国时期,由蜀汉政权为祭祀关羽建的衣冠冢发展而来。关羽作为儒家忠义理念的化身、忠君爱国的典型,逐步达到了“侯而王,王而帝,帝而圣,圣而天”的地位。关羽被称为武圣关公,与文圣人孔夫子齐名。凝聚在关羽身上的忠、义、信、智、仁、勇,蕴涵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道德、理想,渗透着儒学的春秋精义。

成都另一处反映儒家文化的地名是四维村。四维村位于武侯区磨子桥左侧,始建于抗战时期。中国古代以礼、义、廉、耻为治国之四纲,做人之准则,又称四维,语出《管子·牧民》:“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管子把礼、义、廉、耻视为“国之四维”,强调“饰四维”“张四维”,强调礼义的教化作用。民国政府据此提出“四维主义”号召国民修身治国。在全民抗日的背景下以“四维”为街名,表现了成都人弘扬传统道德、崇尚文雅的风尚。

总督就在督院街

成都地名也见证了官衙的变迁。如督院街、提督街、学道街、盐道街、将军街、总府路等,都是清代省级军政机关驻留地。皇城及东华门、西华门、东御街、西御街等地名,则是历代藩王府留下的痕迹。

督院街自明清开始成为历代政府办公区域,现为省政府所在地。在明清官职制度中,一省总揽民政的最高官员为巡抚,别称抚台、抚院、抚军、中丞。明代巡抚兼兵部右侍郎和都察院副都御史的虚衔,故又称部院、都督。明朝驻成都的巡抚办公地点在将军衙门(现人民公园西侧),当时叫督院。清顺治初设四川巡抚,先驻皇城,当时此处也称督院。雍正九年设四川总督,督府初设重庆,后迁成都南府街设总督行署。总督系地方最高长官,别称制军、制台,主管一省或两省的军民要政。四川有了总督,巡抚一职便觉多余,不久四川总督兼巡抚的衙门由南府街迁往城中偏东南位置新建,督院街因此得名。

到此企盼金榜题名

成都有些地名记录了科举、教育的信息。大有巷得名于清代到成都参加乡试的考生多住此街的客店,店主祝愿考生在考试中能够大有作为。上升街、大小科甲巷的得名,也是为祝福考生高中而取的吉祥祝福之名。书院街、国学巷、文庙街、黉门街等则是历代文化教育发达之所。

黉门街位于南门。黉,古代称学校,有黉门、黉宫、黉宇、黉序、黉校等说法。民间将文庙、学宫所在地统称黉门。文庙只在春秋祭孔时开启,而学宫之门四季常开。黉门是修身、问学的代表性场所,其悠久的人文素质教育传统,绵延千年,影响深远。黉门在历史上是人文荟萃之地,以黉门为核心,附设传授儒学的县学,形成庙、学结合的体制,崇儒、尊贤、重教有机结合,成为中国传统教育的典范。

乌鸦坡变成古雅坡

成都人自古好文尚雅。在街道的命名上常常引经据典,给街巷取个雅号引人玩味,处处有学问。

九如村位于武侯区电信路沿线。《诗经·小雅·天保》云:“如山如阜,如冈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如松柏之茂,无不尔或承。”其中“如南山之寿”衍化成祝寿语“寿比南山”。诗中连用九个“如”字,旋律优美,后来就以“天保九如”表达福寿绵延之意。成都人借用《天保》中的“九如”命名街道,则是对生活幸福美满的祝福和歌颂。

还有很多地名因为成都人好文尚雅而用谐音改了字。例如将刀子巷改为多子巷;将乌鸦坡街改为古雅坡路,笆笆街改为八宝街,大坟包改为大同巷。

成都地名包罗万象,内涵丰富,值得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