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你认识西安古音方音形成的地名

2012年05月21日 04:53 西安晚报

西安地区的地名历史悠久,由于地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稳定性,许多地名仍沿用古音,经过漫长的岁月,古代发音和现代发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许多音、字辗转传写,失去原意,所以现代一些地名的含义已变得不可理解。目前,西安面临与世界经济、文化接轨时刻,也是古今文化交替的关口,随着时光流逝,许多地名的释义将来可能无人知晓以致失传,有必要将这些地名整理下来。

参观周灵台时遇到的“阿”字地名

户县秦渡镇北阿底村的西周灵台遗址,至今有三千多年了。

我到了秦渡镇打问“阿底村”在什么地方?却无人知道。后来才问清楚,那个村子叫“窝底哈”,写为阿底下,意思是村子就在灵台底下。当我找到灵台后,忽然想到一个问题,西安周边“阿”字打头的地名很多,可能与长安的方音有关,还得认真研究一番。

“阿”字打头的地名念“窝”,是古长安人的读音,也是一个遗留在民间的古音。小时在课堂上老师领着我们读杜牧《阿房宫赋》时就念“窝旁宫赋”。古版书上“旁”字和“房”字几乎很接近。西安是一个历史文化深厚的城市,地名里往往深藏着较深层次的历史文化根源,虽然经过长期演变形成现在的文字,而民间却保留了远古时的读音,阿房宫就是一个例子。

“阿”字地名这样有古气,引起我的注意,查一查“阿”字古代是什么意思?最早《诗经·大雅》有《券阿》篇,第一句话是“有券者阿”,就是说“有券着城墙门洞者的城邑”,阿就是城。齐国官书《考工记》记述西周镐京城墙的规格时,就称为镐京的“城阿之制”。

于是我把西安带“阿”字的地名查了一遍:发现蓝田县华胥镇骊山西坡有一村庄名阿氏庄,当地村民读“窝氏庄”。清雍正《陕西通志》和武伯纶《西安概述》等书记载,华胥镇这个地方在远古时华胥氏生了女娲、伏羲,阿氏庄就是女娲氏庄,为女娲氏所居地。骊山顶上的人祖庙就供着华胥、女娲和伏羲氏。另外,蓝田县白鹿原上孟村镇也有个阿氏庄,与怀珍坊连村。村民说:“村中古庙钟铭文上写着,商朝时有名叫哲芳的人在此炼铜,后人纪念他,取名怀哲坊。阿氏村即女娲氏村。”

“纪”字地名与古老的狄寨原历史

一千七百年前,一个叫郭钦的朝官给晋武帝上书,请重视关中的民族问题。他说:“关中人口,率其多少?戎狄居半。”就是说当时关中的人口比率中戎狄民族占一半。当时的古村名能留到现在吗?白鹿原上大兆镇旁的留村是原留村乡政府驻地,北边有戎店村。留村是汉民住的村子,十六国大动乱时没有迁走;戎店就是戎民住的村子。

一些“纪”字打头的地名是因古音读“狄”为“纪”改成的。如灞桥区狄寨镇当地人今天还读为“纪寨镇”。所在塬亦称“纪寨原”。狄寨镇附近另有狄村,当地人也叫纪村。西安西郊原长安县纪杨乡的纪杨寨,古志写为狄杨寨。十六国时,关中氐族建立前秦王朝中杨氏是关中氐族第一大姓,人称氐杨村,古长安人发音“纪杨”,现在写成了纪杨寨了。又如,一千六百年前的十六国时,多次从甘肃宁州将羌族人迁到白鹿原上,其中一次就5000户,唐初在白鹿原设宁民县,对羌民实行专门管理。宁民县实际以甘肃宁州来移民而得名。《梁书》记载:康宦家族从西域康居中迁到白鹿原,一部分以国为姓,在今大康村的五康村一带。另一部因康居国国王姓白而姓了白,如今天白鹿原上的白枝村。唐代诗人白居易祖籍为下邽北支白村,他的胞弟白敏中在唐朝是宰相级人物,自称祖籍西域康居国人,因康居王姓白,以白为姓。“支”也是当时西域迁来的族名。此村相对渭南的北支白称为南支白村,现在写成南枝白村。解放前,故宫博物院院长马长寿先生写过一书《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关中部族》,如果按他考订的羌村来查,今天白鹿原上狄寨镇周围一半村名是羌村姓氏形成的村名。

地名向高雅文化演变

西安回民读音较重,如门字读为“媒、埋”。位于北桥梓口街(今大麦市)东侧有营里寺,是明清专为军队上的回族同胞礼拜的寺院,因门楼十分壮丽,俗称大门寺。年长月久,因“门”字回民读为“埋”就将大门寺演化为大麦市了,即今大麦市街。大约在明代前从宁夏河西走廊迁来一批人住在西大街北侧,取名河西巷。当地坊民为了与迁来的人和谐相处,改为和西巷。后来和西巷演变为学习巷。为什么和西巷能演变成学习巷呢?原来,既有回民发音的原因,也有地名向高雅文化转变和教诲人民向善的倾向。比如回坊上的早慈巷,隔一堵墙紧靠明清乡试的贡院(今儿童公园)。贡院开拓于明景泰元年(1450年),是考取举人的考场,为了防止越墙舞弊,仿照唐代考院遗俗在院墙头插满枣刺,因而得名枣茨(刺)巷。1917年把枣刺巷雅化为早慈巷,有“慈爱之心,早发长寿”之意。

西安西郊有个聚驾庄,是著名地方史专家陈元方先生多年蹲点的村子,他把解放前后村子的变化记载下来,成为了解郊区农民变化的宝贵资料。他曾经叫我查一下聚驾庄的来历,村民说:“聚驾庄的村名,是古时有一天,几个皇帝来到村里聚会,故名聚驾村。”我查过清嘉庆《长安县志》,它对这个村名的来历有另一种记载,当时有北、东、西三个巨家庄,后来演变成现在的聚驾庄。

“家”字或“呀”字转音的村名有很多。“樊”村转音为“冯呀”村,原长安县樊村乡政府驻地冯家村(读为冯呀村)音与樊村同。樊村本是周宣王大将仲山甫封地。南边与樊村相连的村子现名三甫衙,就是以仲山甫为名的。

特别是“家”字转为“驾”字的村名,西安市各区县统计起来约有近百个。在封建社会以皇帝至尊,村中来过皇帝是一件光荣的事。雁塔区东部的等驾坡最为典型。明代,最初董姓人居此,得名董家坡,清初村东又聚居了许多别的姓氏人家,不愿随董姓人的村名,便谐音为东等驾坡,原来的董家坡便成了西董家坡,相近的两个村子叫法却不同。等驾坡乡改成现在的等驾坡街道办事处驻在东村,随了村名。特别是清嘉庆年间的《咸宁县志》也分开记有西董家坡、东等驾坡两个不同村名。后来群众编出一个故事说:唐朝某年,皇帝到白鹿原打猎,大臣在此等候皇上驾归,得名等驾坡。

像原长安县五星乡的梦驾庄更为出奇,说的是一村民夜梦皇帝到村,便将村名改成梦驾庄了。其实清嘉庆《长安县志》尚将此村称为孟家村。试问:一个村民做梦,全村岂能相信?看来“梦驾”只是“孟家”的谐音而已。又如长安区还有:苗驾庄说是苗王在此驻骅;落驾庄说是某皇帝在此停驾;惊驾庄说是某皇帝在此御马受惊;乳驾庄说是某皇帝年幼时在此村停留有乳娘给吃乳;护驾庄说是皇帝到村有人在此护驾等等,这类故事往往有名有姓、有年有月。其实经查考志书和古代碑帖,上述这些“驾”字村名都是瞿家庄、苗家庄、洛家庄、金家庄、茹家庄、胡家庄等的谐音。究其原因,一是封建社会人们有皇权思想,认为皇帝到村甚为光荣:二是原姓氏人家已不占该村主要人口,村民不愿沿袭原有姓氏:三是“驾”字地名故事的创意性好,易于流传:四是地名有向较高文化内涵转变的倾向。

岳村和韩愈的教育思想挂钩

长安人将“握手”常读“岳手”。长安区杜曲镇西有一个岳村,最初是唐文学家韩愈给儿子韩符修建的一所农村茅屋,让他离开繁华城市,在艰苦环境里读书,后来成了村名叫韩公庄,民间谐音为韩谷庄。韩愈的后裔定居在这里,晚唐时辅佐昭宗的宰相韩偓即此村人。韩偓以诗文著称。当时藩镇割据,政不出国门,竞相挟持皇帝,纷乱中韩偓力挽狂澜,但终不能挽救唐朝的覆灭。由于韩偓是一代名人,韩谷庄便改为韩偓村,简称偓村。又因古音将偓(WO)字读为岳(YUE),明代已经将偓村写为岳村。清代、民国一些志书仍将岳村写为偓村,实际读古音“岳村”。韩愈的教育思想受到人们普遍重视,上世纪日本小学教育界组成代表团来此村参观,曾捐资改建岳村小学。

地名历史是一种宝贵的文化财富,揭开演变村名的本来面目,对我们了解地名历史很有好处。就像岳村,当人们知道其历史后,村名和韩愈的教育思想挂钩,就有了文化内涵。

方音地名犹如繁星举不胜举

西安周围地名历史悠久,从古音方音形成的地名举不胜举。

1990年东郊三府湾村的两位老人写村史来找我,听说我年纪大对地名熟,特来问三府湾是古代哪个朝代的“三府”?我真的不知道。于是一块查《咸宁县志》,原来志书上写的是三树湾,到民国三十二年的《西京市区域图》上面还写的是三树湾。为什么现在成了三府湾呢?原来,当地人将“树”字读成“府”字。人们总想把自己住的地方说成级别高雅的住处,于是“树”字就演变成“府”了。从这次开始,我对西安存在的众多的“府”字地名产生了怀疑。带“府”字的街道和村庄很多,有的可能是古代的什么府,有的是“树”字形成的。雁塔区和未央区都有二府庄,查志书上过去写的是二树庄。长安、户县都有四府村,其地均生长柿树,可能系长安方音柿树村转变而来。而沣峪内的东富沟(有东富山庄)过去叫东树沟。

“余”字打头的地名多是由古“韦”字转化来的。“韦”字古音念余,比如长安区政府驻地韦曲,当地人读为余曲,读的是古音。原杜陵乡政府驻地兆余村,宋人张礼《游城志记》写为赵韦村。王曲的鱼鲍头,古书写为韦堡头。又如高陵县榆楚乡的榆楚村,清代时还写为韦楚村,今仍有韦姓人居住在那里。由“韦”字讹写了的地名在西安市内不下数百个,如周至西部的泥峪,宋《长安志》及以后各代县志都写为韦峪,现在写成泥峪,而群众称鱼峪。长安区韦兆镇当地老人还念“余招镇”。

“日”字读“儿”或“齿”,如户县西晋时的凿齿村,现读为凿日村,本系西晋著名文士习凿齿的故里而得名的,后又转写为卓日村。长安古村杏儿村,后写为杏日村,进一步改为训儿村,最终演变写为训善村,现在村内部还有叫训儿村的。

“车”读为“居”,如未央区徐家湾的车家堡,《咸宁长安两县续志》写为俱家堡,现村牌写为车家堡,地图亦标为居家堡。“车”字读的是古音,就像下棋里的车马炮,车读成居。灞桥区狄寨镇的东、西车村,读为曲村,村中近千户人家都姓屈而没有姓车的,“屈”是“车”字读音演化的。车姓也写为屈,是著名的羌族大姓。又如,唐代长安东市的“落车场”(位于今咸宁西路南侧),相当今日的“停车场”,但古人读为“落居场”,现在仍读“落居场”,不过写为“乐居场”了。

“羌”字打头的村名多改为“姜、江、骞”等。也有将“羌”字折成双音“青羊”的。古书记载累计迁入长安附近的各族人有一百余万。后来人们将他们的聚居地称作羌村。如灞桥区新筑镇骞村,县志古籍曰:灞水至羌村入渭,即此村。而雁塔区长延堡姜村,出土唐诗人陈鸿为亡妻所立石幢,尚名羌村。长安县的十堡江村,也写为十堡姜村,与留村八村相靠,共称羌留十八堡。宋《长安志》称姜留村。十六国时战乱剧烈,原民南逃,新迁入者称原居民为留村,而迁入者则被称为羌村,互相对应存在,此种相对应的羌村留村遍布西安外围,而羌村多称为姜村或骞村。像户县的东宁羌、西宁羌两村,明代志书已是如此称呼,据考系甘肃宁州迁来羌民居此得名。而该村东侧的青羊寨,明代《户县志》则曰:“青羊寨盖为番人所居”,古人把少数民族称番人故有此说。

“尚家村”多由“常家村”转化而来。长安人将“常”读为尚(上),斗门镇东的常家村以有西汉昆明池织女石雕像闻名,村民将常字读为“上”字,地图上也有写尚家村的,说明是古村。而毕原上的尚家村(尚村),村中多常姓人。浐河道里的常家沟也读尚家沟。

“木竹”做地名时往往变成“母子”、“母猪”等字。长安县祥峪乡木竹坪也叫穆左坪、木贼坪。户县涝峪镇秦岭梁上的母子坪实际是木竹坪的转音。而周至县双庙子乡的母子坪也是木竹坪演化成的。解放前柞水县旧城名母猪坪,也是木竹坪的谐音。秦岭山沟中盛产中药材木贼,与众多的木竹坪地名有关。

长安地名中因读音发生变化的例子举不胜举,像秦渡镇对岸长安区的史鱼寨,古籍记为水寨,近代人们将“水”字分解为“史鱼”二字。唐代前将“吉祥”写为吉羊,细柳镇大吉村和大羊村在唐代从事宫廷建筑,在完工时建筑上多书写大吉大羊(读祥),至今都是著名古建工程队所在地,西安钟楼大梁上就写“大吉大羊工匠”,然而羊字已很少有人读“祥”了,现在按普通话读大羊村。“原”也读“越”,如雁塔区的东三爻、西三爻两村,系元代炮兵元帅杨子江府第处,现有杨子江祠,村中有“离天尺五”壁碑,天指元代皇帝。杨子江是三原人,村名三原村,现讹读为三爻村。

东郊韩森冢本来是从皇孙冢演变来的,早在三百年前清嘉庆《咸宁县志》就用了很大的篇幅论证,是由汉代的皇孙冢讹误而成的。韩森寨又是因韩森冢形成的。北郊的帽儿冢村是因村南有“帽儿冢”而得名的,宋《长安志》说:马冢本是汉腾公夏倏婴墓,旁边有马鞍桥所以人们称马冢。“马”字拖长音后来成了帽儿冢村了。

西安周围的很多地名把古音和方音带到今天,虽然有些经过辗转传写,失去原意,但仔细研究还是能够揭示出原貌。西安在建设国际化大都市中需要地方灿烂文化的支撑,有必要将一些现知的整理下来,在一些街牌、村碑上注明其古老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