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细菌战基地这样诞生

2012年05月30日 02:32 人民网

日军731部队在二战期间犯下了滔天罪行,该部头目石井四郎中将却在战后逃脱了惩罚,将许多秘密带入坟墓。日本女作家青木富贵子以石井的笔记为线索,寻访了一批了解731部队内情的当事人,查阅了大量新解密的原始资料,在本书中详细剖析了日本细菌战计划的来龙去脉,并将美、苏、日争夺731部队“遗产”的内幕公之于众。

以“防疫”旗号为掩护

1935年,从欧洲游学归来的石井四郎还是二等军医正(中佐),3年后飞快地晋升为军医大佐。对于飞黄腾达的石井四郎,老家加茂村的村民们用“队长”、“阁下”来称呼他。在他们眼中,身着军装的石井光彩耀目,已不敢正面对视了。

二战结束后的1955年,石井四郎在为其教官清野谦次守灵的那天夜里,罕见地讲述了自己部队的情况:

“政府业已确定要制定国家百年大计:保护将士健康,减少死亡率和患病率……在这种情况下,先是在陆军军医学校设立研究室,再在中国华南以中山大学为中心,由内而外逐步设立研究所,最终设立了324个研究所。结果是,传染病及传染致死率下降,日本大藏省十分欣喜,得出结论:如此情况,可以继续扩展下去。因此,我得以在哈尔滨建立了一个设施齐全的综合大学研究所,里面有电气火车,也有飞机,在那里非常投入地从事研究。”

所谓“在中国华南以中山大学为中心”设立研究所,就是指日本军队以武力占领华南的广东中山大学,在那里设立“华南派遣军”。同时,日军在北京设立了天坛中央防疫所;在占据南京中央医院后设置了防疫给水部。至于在哈尔滨附近平房(地名)设立的机构,原名为“东乡部队”,后对外改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

“石井机关”遍布中国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揭开了中日战争的序幕。第二个月,上海派遣军的战斗部队发生食物中毒,不少士兵饮用了受霍乱菌污染的河水而死亡。石井四郎接到汇报后,立即给陆军部和参谋本部打报告,并四处游说对战斗部队提供净水的重要性。数天后,他便向上海派遣军运送了5台“石井式”滤水机和200名给水部队人员。不久,这种滤水机被正式批准为陆军的“卫生滤水机”。

很快,日军组成了18个“师团防疫给水部”,在各条战线前方从事防疫给水业务。这些部门,加上由平房派往北京(华北派遣军)、南京(华中派遣军)、广东(华南派遣军)和新加坡的防疫给水部及其分部,再加上该部队系统的总部——东京“防疫研究室”等,被统称为“石井机关”。

如果将这些部门总合起来,数量一定很庞大,也就是石井四郎所说的“324个研究所”吧?

做“国内不能做的事情”

需要指出的是,事实并非如石井四郎所说的那样,由于传染病及传染病死亡率下降,一个“巨大设施”才得以在平房建成。反而是颠倒过来——先是平房设施建成,而后由于卢沟桥事件爆发,各防疫给水部的数量才急剧增加了。

我们可以从石井四郎的讲话中看出他有一种嗜好,即:为了夸大传染病减少和传染病死亡率下降的业绩,不惜歪曲事实。然而,我们切不可因此疏忽了讲话中的另一个细节:

“在这方面,日本陆军请求国内所有大学做的事情有两种:能做的事情和国内不能做的事情。对此,军队是经过多次会议才做出决定的,而且,对于国内不能做的事情要另外想方设法……去中国东北北方就能做了。陆军遂决定在那里设立研究所。”

石井四郎选择了远离日本国内、欧美各国根本关注不到的中国东北,在那里进行《日内瓦议定书》所禁止的细菌武器的研制,这让陆军部十分认同。日本陆军省认为,研究中国东北的地方病以及研制疫苗,是设想中的对苏联作战所不可或缺的。

不过,石井考虑的“国内不能做的事情”,其意思不仅限于这些。他主张,在国内伦理上不允许的事情,在中国东北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他就是凭借“国内不能做的事情”这等理由,才得以让军部同意在中国东北建立一个大型研究设施。

为了保守“国内不能做的事情”的秘密,平房设施内被隔离的特设牢房交给特别班管理,石井四郎的二哥刚男亲自指挥。为工程建设而征召来的加茂村民成了特别班成员,身穿白大褂,脚蹬长筒胶靴并佩带手枪,以非同一般的装束负责监视。

就这样,石井四郎口中的“设施齐全的综合研究所”,在中国东北的原野上诞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