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现代:儒学复兴年代的隐忧

2012年06月26日 05:33 中华读书报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质疑眼下的这场如火如荼的“国学热”,或说“儒学热”,一些肤浅、形式化、媚俗、欲望化的倾向可能会将这场“儒学热”带到另一个方向,还有学者提出,如果这样发展下去,群众对于国学的热情会很快消失。一个儒学的复兴年代隐藏着怎样的隐忧?儒学又应?

儒学复兴颇见乱象

20世纪90年代后,传统文化愈来愈受重视,各种被描述为“国学热”、“儒学复兴”的社会现象,目不暇给。既有学院中竞设国学院所、争开国学班之状况,也

有社会上遍是文化讲坛、儿童读经班,乃至出现国学辣妹、汉服运动之类。各地又或祭孔、祭三皇、祭五帝,或大讲姓氏文化、尊祖报本,或抬出乡贤名儒,号召儒商。凡此等等,无法殚述,形成新时代最特殊的文化景观。

这种文化现象之形成,原因复杂,此处不予分析。因此现在我要谈的,乃是对它的一些反思。

不用说,我对内地的儒学复苏是赞赏的。我在台湾成长,当年之理想,便是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期待儒学能在神州复兴。如今美梦成真,不胜雀跃。看见孔子重被珍视,圣经贤传又复炳炳琅琅于人口,一本于丹讲《论语》而竟可销行数百万册,全球且遍设孔子学院,不禁飘飘然又有文化大国国民之感。

然而,儒学复兴或许又来得太快太轻易了。学术界还没准备好、社会条件也不足,以致所谓儒学复兴不仅颇见乱象,真实内涵亦颇堪疑。

例如学界到处办国学院、国学班,可是国学中断或停滞了几十年,如今通晓国学的人有多少?师资何在?教材又在哪?过去批判孔子的人,如今俯徇时尚,转来讲儒学,当然没什么不好,但真正的研究又如何?80年代,通过对港台新儒家的介绍与对话,并整理章太炎、熊十力等早期儒者的文集,儒学研究确实奠定了点基础,也培养了若干人才。但新时代儒风大盛,儒学研究却其实并无进展。没有新学派,也无新理论。从前留下来的学术问题,看来也没人在意。因此虽然社会上儒学仿佛热得很,我们内行人却很明白:儒学研究目前甚是萧条,新意无多,学术社群也没什么活力。

而就在老成凋谢、中壮辈濒届退休、青年学者又还不成气候的这个时候,社会对儒学之需求却是空前巨大,要学界提供各式讲员、写各种书。学界根本无法应付,出版社遂只好大量翻印老书或出版通俗讲论(如张居正、南怀瑾及各大学各名师的讲记),以应时需。这类书,在盗版市场上更多,足征社会需求之殷。但通俗讲论本来粗浅,内中且多错误。出版社大出特出,无非图其方便,找个人讲讲,录音整理即可成书,不用等学者十年磨一剑。印老书,当然好,可是也往往欠缺学术考虑。如胡适《说儒》原只是一篇小文章,但现在配了图,包装成了一本大书。该文本是有争议的,就一本书而言,其内容亦显单薄。可是学界现今并没什么总说儒家较好的著作,出版社这么做,恐也出于无奈。

浮嚣之因

制度方面,内地的孔庙、书院、朱熹、王阳明、黄宗羲、章太炎等名儒故居及旧址,现在大都不属于教育与科研体制,而是隶辖文化部门或旅游部门,不讲学、不做研究,只是辟地做生意,兜揽游客上门。正式教育体制中,大学文科的系所、经费、资源皆远不及理工商管吃香,学生报考文科的热情也正逐年下降。大学里的国学班国学院虽办得热闹,国学却迄今仍不被教育主管官署视为一正式学门。儒学同样也非正式学科,只能挂在“哲学”底下,做为“中国哲学”的一个分支。可是儒学的历史面、社会面等等,均非哲学所能涵括。此类制度的社会条件若未改善,国学或儒学云云便只是虚热闹,很难落实。

社会文化心态方面,则是浮嚣、躁动。感觉传统文化好、感觉需要补充文化知识,便一古脑儿发起劲来,很有群众运动的架势。这个工程、那个大典,汹汹然好不热闹。若究其实,却多是空乏无底气的。学术性不足,而普及化太早,有点儿本末倒置。

这不仅是发展儒学才如此。好日子没过上几天,饮膳品位根本还没提升,已嚷着要吃粗食吃土菜,说是厌珍馐而贵螺蛤了;人文与艺术,根本还不娴熟法度,对中西传统不识之无,已然高谈创新,要把自己建立为典范了。此等浮嚣的文化心态,使得大家热衷于放焰火或看烟火表演,而吝于注意埋水管的工作。媒体与社会联手打造着文化明星、追求轰动效应,却并不关心上述儒学发展之体制问题,也未必支持学术。令人沉思的儒学内涵,遂往往在此情境中被简化成一客快餐,或一品点缀快乐生活的巧克力冰淇淋。

在所谓儒学复兴的这个年代,恰好又逢着经济成长,以致儒学发展颇受经济利益之驱遣,商业炒作、时尚风潮,构成一幅奇异的风景。

各级地政府,常以传统文化为名目,办祭典、祀先贤,或打造族谱村、姓氏大会,建中华文化标示城,并把孔庙、书院辟为观光旅游景点。但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旨不在宏扬文化,而是藉此发展经济,带动地方建设,招商引资。有些城市喜谈儒商传统,或设法建立新的全球儒商关系,其意略同。这些地方的官与商,都艳称儒学,但据我亲身体会,大抵对儒学是既不懂也缺乏敬意的。他们办的典礼、召开的学术研讨会,通常皆无什么学术价值及文化意义,无非搞活动以吸引人潮与钱潮罢了。儒商问题,本来在90年代是非常有意义的课题,可以做许多理论挖掘与历史探索,但如今也被庸俗化了。

儒学与企业管理的问题也一样,原本值得深论,可是目前各学院与人才培训机构所谈中国式管理、易经与决策模式、由历史看管理、中国谋略学、帝王术等等,乃是功利实用导向的。让儒学与现代企管勉强钩合,以媚时俗,很少人去阐发儒学对人逐利竞名的批判态度。

前一阵子李零所写《丧家狗》一书,在我看,便是对上述现象的发牢骚。他说:“古人云:‘衣食足而后知荣辱’,其实衣食虽足,亦未必知荣辱。”这就是指现今的社会。他又说:“学《论语》有两条最难学,一是‘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二是‘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现在,哭着闹着学《论语》的,不妨先学这两条,试试看。”前者谓儒学强调独立之人格,不当随时俗转移;后者指儒学贵义轻利,富贵名利均应以义衡之,绝不是如今人般苟逐名利不择手段,然后以圣贤言语涂饰之、附会之。学界中人助纣为虐,曲学阿世,无怪乎为他所鄙视。其语或嫌尖刻,但时尚化、媚俗式地发展儒学,难道不该批评吗?

传统与现代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整个社会仍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我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转了上百年,现在还在持续发展其现代性。现代化的基本态度,便是要扫除传统。这种文化态度,20世纪70年代以后虽替换成“传统与现代结合”“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创造性转化”等说词,看起来不那么斩截、对立,但实质上并没什么改变。而这种社会,正如PeterBerger《飘泊的心灵:现代化过程中的意识变迁》一书所述,是要奇妙地消除史迹、遗忘历史的。我们过去的现代化历程不就是如此吗?如今看起来好像业已不然,可实际上现代化仍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主要发展动向,人们仍对现代化表现着正面期待,为社会意识之主流正价值。儒学或传统文化是放在这个现代化框架中被接纳、被重新认识的,儒学必须符合现代化期待才能获得社会认可。

对于现代社会中人天破裂的精神处境、机器化的理性态度、科层化的社会及其思维,西方当代思想家颇有评析,儒家思想中也不乏批判现代性之资源。但在我们这儿,这些往往都被掩盖或忽略了。谈儒学的人,也许仍是冬烘老学究,徒抱遗经,以护存文化为职志,而对现代化情境漠无感知,无从应对;也许随顺情境,以猎时名;也许求同存异,勉求儒学发展之机。

为儒学招魂

过去的儒学,并不是因帝王提倡了才兴盛的,它有一个较稳固的社会基础:由家庭而宗族祠庙,而乡里社学,而书院,而乡约自治。生活团体与伦理实践团体、讲学团体大致合一。故帝王虽或焚书、禁讲学、毁书院,也不能使儒学不在老百姓的生活上起作用、不能让老百姓不依儒家的伦理去过生活。这个社会基础,在现代化过程中被摧毁了,所以儒学才变成抽象的理论、无驱体的幽灵。如今若欲招魂,恐怕使之重新被立为国家意识形态,不如从生活场域的重构来得实际。

但重构生活场域谈何容易?现代社会的特征之一,就是家庭型态的变革和家庭结构的不稳定。现代人在面临科层体制之压迫(例如工作压力、强制退休等)时,既无田园可归,又无家庭可以退守,而现代社会工作与行动的漂移又强化了人们的无家感,这是现代文学与艺术中经常谈及的现代困境。人人都想改善,可是被现代化裹胁了的现代人,哪这么容易就能挣脱现代生活型态的樊笼?连重建家庭在伦理生活场域中的地位,皆如此困难,遑论宗族、乡里、学校、社会?

何况还有大众消费文化的问题。消费时代,大众不是接受文化之教养,而是消费着文化。在这个时代,推展儒学,可能亦只如推销一种新的文化产品。擅于包装与营销者,自会在其间利用话题传播、区隔市场、异业结盟诸术,销行其产品。大众或分众购买此等产品,其心态亦类如买维他命补品。胶囊一粒,轻松入口,便蕲能健身益神,并不感觉儒学是要真正在日常生活上从事“学”与“思”并做伦理实践的。

那要怎样才能使儒学复兴呢?儒学应以何种形式重返中国?答案其实就隐藏在前面的批评中。生活场域的重构或许困难,但生活儒学,即以儒学介入生活仍是可能的尝试。不过那是另一篇文章或一批文章才能谈的事,在此我反而觉得也许先不要谈那么多。游谈无根,是古代文人之通病,而于今为烈,知识人的实践性都实践在嘴皮子上,以言说为真实。现在发展儒学,首先不是在方向路线上争辩,而是沉潜下来好好读书。连四书五经都没通览,却在那儿辩说该不该读经,岂非可笑?在浮嚣的社会风气中,知识人首先要静定得下来,覃思熟虑,做点理论的突破或文献的掌握。根深自然叶茂,深入了才能浅出,要做社会推广,先得努力钻钻象牙塔。社会大众呢?则也该知道社会结构问题若不改善,儒学发展就难,我们自己存在的困境亦无法改变。为了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不该掠影浮光地把玩古人的智慧,而当崇本务实,更关注生活情境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