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交融碰撞对医德的影响

2012年06月14日 02:08 中国中医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在长期的交融碰撞中,既有斗争,也有融合。在保留了各自民族文化特色的基础上,都在不断发展前进。它们对医德的影响,既有协同整合作用,也有各自的独特作用。因此,中国传统医德和西方传统医德既有一些共同点,也有一些不同点。

中西传统医德思想,表现出如下的共同特点:

1.生命神圣论

战国时期的《黄帝内经》指出:“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命至重,贵于千金”。西方的毕达哥拉斯也认为:“生命是神圣的,因此我们不能结束自己或别人的生命”。当然,中国传统医德的“生命神圣论”,是在“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宗法观念指导下,感到生命是神圣的;而西方传统医德的“生命神圣论”则是在强调个人价值的基础上产生的。总之,“生命神圣论”的思想,使中外历代医学家把救活人的性命,恢复病人健康作为自己的从医目的,并为此而严格要求自己,从病人的利益出发,提出了许多高尚的医德规范。

2.朴素的医学人道观念

基于“生命神圣论”,在怜悯同情病人的基础上,产生了朴素的医学人道观念,尽管都未明确表述,但比文艺复兴时期提出的人道主义要早得多。由于受当时医学科学发展水平的限制,这种良好的人道观念,往往同客观的非人道医疗实践相矛盾。

3.古代的医德思想

主要是以个人誓约的形式或散见于医学论著之中,其中大部分是个人医疗实践经验的总结,是零散的,不系统的,主要用来约束自己的思想、行为和对弟子言传身教。

4.封建宗法思想和宗教神秘思想对医德思想有着直接的影响,使之带有一定的宗教神秘色彩。这是由于当时医学科学不发达,人们把疾病看作是“天”、“神”或“上帝”对人的惩罚的缘故。

中国传统医德的特点

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使中国医学对人体生命活动和疾病本身的认识,都贯穿着整体观。《黄帝内经》的辩证观,就是朴素辨证法在医学上的典型体现。在医德要求上,也反映了这种整体综合,天地人相感应的观念。中国历代医家都提出过,在为病人治病时,要联系自然环境、社会因素及人体自身的情况进行辩证分析,做到因时、因地、因人、因证而异的行医要求。中国传统医德内容丰富、高尚。对待医学事业,强调“敬业乐业”的志向;对待病人,强调“不分亲疏贵贱,全力救治”的“博施济众”的思想;对施治,强调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对利禄,强调“不图报酬”的重义轻利精神;对待同道,强调谦虚谨慎,尊重同行的品格,“年高者恭敬之,有学者师事之,骄傲者逊让之,不及者荐拔之。”对待宗教迷信,有“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信医不信巫’等唯物主义科学观。对人与社会的关系,强调整体价值,即个人价值和社会责任是统一的,个人应对社会更多地尽义务,这种观念成为医德的重要规范要求。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为的就是“令民有所避就”。中国传统医德受到全社会的重视,称医学为“仁术”。行医宗旨是“济世活人”。“无恒德者,不可以为医”,还特别强调“内省”和“慎独”的修养方法。

西方传统医德的特点

从古希腊起,西欧民族注重对自然的探索,认为对人体本身的探索,不仅是发展医学的要求,也是医德要求。西方医学之父——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对古希腊医学进行了系统概括和总结,提出了“四体液”病理学说,《希波克拉底誓言》在西方医德的发展史上做出了巨大贡献。《誓言》中充分体现了医生对患者的同情心、义务感,对医生也提出具体的医德要求。古罗马医生盖伦,在解剖学、生理学等方面做出了贡献。在医德方面也继承了希波克拉底的思想,主张医生应该爱人类,不应该爱金钱;应该立志献身医学,不应发财致富。

西方的思维方式重逻辑,重分析,突破传统,探求真知,被认为是道德的苏格拉底的“知识即道德”的观点,对西方传统医德观念有着深刻的影响。西方以希波克拉底和盖伦为代表的古代医学,提出了最初的病微学思想。由于当时欧洲宗教神学居于统治地位,医学和医德都不可避免地成为神学的“婢女”,陷入神学目的论,包括古代朴素的医学人道观念也和神道观念纠缠在一起,披上一层宗教外衣。在宗教神学看来,上帝的意志就是善,医生行医也必须服从上帝。

西方价值取向是以个人为中心,尤其文艺复兴之后,认为个人具有最高价值,这对于宗教神学无疑是个冲击,其医德观念也表现为特别尊重病人的个人健康权利。但是,忽视整体社会效益的倾向伴随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