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楼“4条遗言”之谜

2012年06月14日 03:00 北京日报

1965年12月,叶群在秘密揭批罗瑞卿的上海会议上,揭发罗瑞卿和刘亚楼密谈,说罗瑞卿要刘亚楼转告叶群4条决定:

一、林总早晚要退出政治舞台的。不退也要退出,现在不退出,将来也要退出政治舞台;二、要好好保护林总的身体;三、今后林总再不要多管军队的事情了,由罗总长去管好了;四、一切由罗管,要放手叫他去管。

1965年底和1966年初,叶群两次召见吴法宪,向他口授并书写了所谓罗瑞卿要前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向叶群转达的“4条意见”,并要吴法宪作为“原子弹”在批判罗瑞卿的会上发言。

吴法宪在1965年年底到1966年3月中央和中央军委连续召开的批判罗瑞卿的会议上,两次发言并写了一封信肯定罗瑞卿讲了“4条意见”,并以此“充分说明罗瑞卿向党伸手和夺取军权的野心”。

因为刘亚楼于1965年5月已经故去,有人提出这是“死无对证”。叶群做贼心虚,忙叫吴法宪去追刘亚楼的妻子翟云英作证。在吴法宪的威逼下,一再表示没有听说过“4条意见”的翟云英只得承认说:“看见刘亚楼临死前伸出4个指头”。吴法宪如获至宝,赶紧叫秘书代翟云英写了个证明,由吴法宪和翟云英一起签名送上。叶群生怕再有人追究,与吴法宪又商定,如果有人问起翟云英为什么和吴法宪一起证明,就说是因为翟云英经常去罗瑞卿家,现在罗瑞卿出了问题,所以找到吴法宪一起写的。

但林彪看了这个证明,并不满足,觉得内容空洞,没有什么说服力。于是吴法宪为了充实内容,自己给林彪写了一份“报告”:

林副主席:

关于罗瑞卿同志的错误问题,我在中央会议小组会议上已经作了揭发。有两个问题需要向您书面报告:

(一)1964年9月(哪一天记不清,当时刘亚楼同志刚从罗马尼亚访问回来不久),刘亚楼同志讲过:罗瑞卿同志曾向他说,林彪同志和罗瑞卿同志谈过,林彪同志身体不好,今后军委的工作,军队方面的事情要罗瑞卿同志独立主持,要大胆独立地处理问题,(不要)到处去请示。林彪同志还要罗瑞卿同志现在多抽出时间去把全国地形、战场都看一看,一旦发生战争要靠他指挥。从刘亚楼同志和我谈的这一段话,可以充分证明罗瑞卿同志向党伸手和夺取军权的野心。

(二)今年4月下旬,刘亚楼同志病情已经很严重。我于4月23日晚赶至上海,24日上午至病房看望他。当时刘亚楼同志正在输血,挥手叫护士走开,断断续续地对我说:“罗总长给我写了一封信,不知居心何在。他侮辱了我。我上了当。我对不起林彪同志,对不起××同志。你今后要注意,不要再上当。”他说话时精神很坏,声音很小,舌头有点僵,说到后来眼圈发红。当时没有把罗的信给我看,也没有讲信的内容。以后他又说:“生病以来,中央、毛主席、刘主席、总理、林副主席都对我无微不至地关怀,使我非常感激……”最后他流了眼泪。

以上报告,请指示!

吴法宪

1965年12月25日

就这样,一个不明不白的死无对证的“4条意见”,便糊里糊涂地加在了罗瑞卿的“罪行”中,罗瑞卿为此一跌千丈,而作假的人却步步高升,红极一时。

1972年6月中旬,在林彪折戟温都尔汗之后9个月,罗瑞卿奋笔疾书,写下了压抑在心底多年的声音:“这个捏造(指吴法宪引刘亚楼的话诬陷罗瑞卿)也利用了死无对证,可是他造得不太高明,首先要问吴法宪,这样重要的事,为什么当时不揭发,要等到三月会议才揭发呢?大概那时还没有捏造好,是不是!仅此一问,就可以戳穿他……我说蠢得比猪还蠢的人,就是这个吴法宪。”

事实是,自从刘亚楼病重以后,罗瑞卿总参谋长十分关心,经常打电话问候,并专门从北京给刘亚楼写信,叮嘱:“你要好好休息,工作要放开,多想身体的事,安心养病……”

1965年5月3日,罗瑞卿赶到华东医院看望刘亚楼,随后并专门召开会议研究了刘亚楼的后事安排。

5月7日,空军司令员刘亚楼逝世,享年55岁。

虽然因那个所谓的“4条遗言”而备遭磨难,罗瑞卿却是个大度的人,并不因此忌恨谁。

1977年,翟云英打听到重新获得政治生命的罗瑞卿,正住在西山某招待所,等待分配工作。她当即决定带着孩子们前去看望这位蒙难多年、刚正不阿的罗瑞卿。

“罗总长,这些年我就是想见见你,跟你说一说,他们说亚楼讲了你什么‘4条’,可全是造谣啊!说我签字证明,也是他们耍的鬼把戏。我绝没有做那个假证,我不会干那种事的,请你相信我……”

罗瑞卿努力挪一下身子,摆摆手说:“这件事不要提了。云英同志,你也别背包袱。我很了解刘亚楼同志。关系一直很好,怎么可能冒出个‘4条’来呢?我根本不相信。我心里清楚,这完全是林彪为了搞我编造的谣言,这笔账应该算在他身上。”

以后,胡耀邦总书记为澄清事实,请总政治部调查了解。总政治部经调查后,专门派人登门向翟云英转达胡耀邦总书记和总政领导的关心:“中央对刘亚楼司令员评价很高,当年的悼词没有变。至于那个‘4条’,完全是林彪一伙故意制造的谎言。请你不要放在心上。”

至此,所谓刘亚楼遗言之谜终于真相大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