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想做外交官:因地主出身被乔冠华婉拒

2012年06月15日 02:25 人民网

查良镛小时候的理想是:当一名外交官。抗战后期,他如愿考进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查良镛看不惯一些国民党职业学生在大学里横行霸道,整人打人,于是“行侠仗义”,打抱不平。

谁知,他的“侠举”惹了祸,校方勒令他退学。“查少侠”只好离开校园,浪迹江湖……本来,在祖父查文清的经历中,查良镛便已朦胧感受到“外国人欺负中国人”的屈辱。而现在,就在眼前,日本人正横行于中国的半壁河山!

这一切,使得这个成长中的少年在学业之外会更多地去想:将来自己能为改变这一切做些什么?换句话说,这时查良镛想的是:什么职业在维护一个国家的尊严上做得更直接呢?以一个少年特有的天真和浪漫,查良镛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要做外交官。

他相信,没有比外交官这份职业能更好地实现他的报国之愿了!此外,选择“外交官之路”,其实与查家作为名门望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毕竟,外交官这一高贵身份,可与查家的名分相配相称。

查良镛以及家人当然不会不考虑到这一点。抗战后期,查良镛如愿考入了当时设于重庆的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这个学校是国民党用以培训政治干部的地方。这里毕业的学生多被派往各地当县长;而查良镛所读的外交系,毕业后大都被派往国外,进而成为使节。查良镛正是冲着这一点报考的。

进了大学校门,查良镛一如往常,全心扑在学业上。他像小学、中学一样,继续保持着班上的第一名。一年级读完,教育长程天放在“总理纪念周”的全校师生大会上宣布:“上学年全校总成绩最高的是外交系一年级学生查良镛。”重庆当时是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当时正值国共两党为一致对外抗日而进行的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除了国民党的要员外,中共的要员周恩来等人也聚集重庆。

共产党当时在重庆办一份报纸《新华日报》,影响很大。喜欢读书看报的查良镛偶尔也有机会看到这份报纸。因为他读的是外交系,所以对国际形势、对当时正在进行的二次世界大战的局势非常关心。

报纸上有关这方面的报道和评论,查良镛都不会错过。其中,他最为喜欢《新华日报》上每两周一次的“国际述评”专栏。这个专栏由当时著名的政论家乔冠华撰写,用的是“于怀”笔名,内容是分析国际最新形势,评述战争进程。

这些评述文章,立论精辟,文笔潇洒自如,给查良镛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以至他后来创办《明报》,亲自撰写国际评论时,还时常想起乔冠华的那些精彩绝伦、热情洋溢的评述文章。

被联合高中开除后,查良镛很想乖乖地当个好学生,埋头书本,不理别的事,多读点书。但查良镛所想显然与当时的特定情境难以合拍。有句话形容说:“偌大个中国已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试想,大半个中国正战火纷飞,怎么可以奢望“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那般的宁静呢?可查良镛偏偏有这样的奢望。正值战时,又是这样一个性质特殊、使命特殊的学校,校方自然对学生颇多管束。尽管查良镛对校政一样不满,却没有兴趣参与学生对抗校方的政治活动。

至于学生中派系斗争,查良镛更是不闻不问,避之千里。或许,少年之老成终归有限;亦或许查良镛终于悟出“读书归读书”仅仅是一厢情愿;总之,查良镛没能让自己的“不闻不问”坚持到底,并且为此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事情说来简单。当时学校中有不少国民党的职业学生,横行校园。一日,这些职业学生又与其他学生冲突,在人群中打了还不够,又将几名学生领袖揪到学校操场的舞台上打,说他们是“异党分子”(即共产党)。

这时,冷眼旁观的查良镛再也看不过眼了,便将此事向学校投诉,责问校方何以容忍那些职业学生的劣行,甚至进而与领导党务的训育长激烈争辩,态度自然“恶劣”。不闻不问倒也无事,一问一辩便出了大祸。

校方给查良镛投诉的回复是:勒令退学。没有理由,也不需理由。一夜之间,查良镛的“外交官之路”戛然中断。与在联合高中被开除,转个学校再读有着很大不同的是,被中央政治学校勒令退学的查良镛,现在却必须就地找个工作来做。

好在他有个叫蒋复璁的表兄是中央图书馆馆长(他是蒋百里的侄儿,后来到台北后当台湾故宫博物馆馆长),凭这层关系,查良镛得以在馆里的阅览组挂了个职衔,拿点薪俸。

这实际成了查良镛步入社会的第一份职业。阅览组的工作是办理取书还书登记,兼以维持现场秩序。工作时间是下午2点至夜晚10点。

对查良镛来说,这份工作十分轻松。而最让他满意的,是可以借工作之便大量读书。这期间,查良镛细读了英文原著的司各特小说《撤克逊劫后英雄传》,以及大仲马的《隐侠记》、《基督山恩仇记》等。老话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查良镛在校园里没法寻到一方安静的书桌,给人赶出校门,却得了一块安静读书的大好天地。

以今天的眼光看,这段时间的阅读,对日后查良镛的武侠小说创作着实有着不小的影响。1945年,抗战胜利。查良镛随家人一起回到家乡。当时,查良镛21岁,正是闯天下的年龄。

所以,在家里歇过几日,查良镛便告别家人,匆匆上路。他先来到杭州。很快,他在当地的《东南日报》找到工作,做外勤记者。《东南日报》当时的社长是汪远涵。汪是一位好好先生,对查良镛很器重。至今,查良镛与汪远涵还时常有书信往来。查良镛自中学时代便四处投稿,《东南日报》即是其中之一。

他之入杭州《东南日报》,是由上海《东南日报》副刊主编陈向平推荐的。这是查良镛与报业的第一次接触,从此,便跟报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据查良镛后来忆述说,匆匆告别家乡后直接找了报社做,是因为“本身对新闻报业有着浓厚兴趣”。事实上,在《东南日报》的工作,只是查良镛给自己安排的一次实习,同时也为他后来进入《大公报》做了热身。

查良镛的目标是去上海发展,杭州只是过渡。果然,做了不到一年时间,查良镛辞了《东南日报》的工作,转去上海。这时,他的堂兄查良鑑是上海市法院院长,并在东吴大学法学院做兼职教授。通过堂兄的关系及自己在中央政治学校的学历,查良镛进入上海东吴法学院插班修习国际法。

这一决定表明查良镛仍对“外交”这一职业充满憧憬,希望能有机会让他曾中断的“外交官之路”再次铺展。然而,政局的混乱已使查良镛的希望变得渺茫,甚至学业也难保障。

到1946年,解放军迫近长江北岸,上海大多数学校匆匆转移,一般学生不经考试就算毕业了。

48年底,查良镛被派往香港《大公报》工作。“身无分文走香江”的查良镛从此就得靠自己的双手打天下,而他与《大公报》几十年的恩怨情仇也由此开始。

1946年秋,上海《大公报》在全国范围内公开招聘三名国际电讯编辑。正是这次招聘,开始了查良镛与《大公报》之间20年的恩怨情仇。

《大公报》是一张历史悠久的报纸。该报于1902年6月创刊于天津,创办人是英敛之,其办报宗旨是“开风气、启民智”。1925年停办,到1926年9月1日复刊,由天津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任社长,胡政之任经理,张季鸾任总编辑,报纸标榜“不党、不卖、不私、不盲”。

在创刊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大公报》只是一份纯商业报纸,只靠发行和广告收入来维持。风格独特,颇受中产阶级和企业知识界人士欢迎。“九一八”事件后,《大公报》积极鼓吹抗日。1936年,《大公报》上海版正式出版发行。但抗战全面爆发后,天津和上海的《大公报》都停止出版,转而在汉口、香港、桂林、重庆另起炉灶。

抗战胜利后,上海、天津的《大公报》相继复刊。上海《大公报》这次招聘,正是在它复刊之后不久。当时,在国内众多的报纸中,《大公报》销量虽非最大,然而是地位最高、最有影响力的。

所以,查良镛从报纸上看到《大公报》上海版招聘编辑的广告,就决定前去应聘。

由于《大公报》的声望很高,所以应聘者多达3000人,当时要经过笔试和面试,而查良镛最终还是以其出众的才华被录用。当时,查良镛尚在东吴法学院修习,所以,最初他在《大公报》是兼职。

1947年后,形势每况愈下,全面内战爆发。年底,胡政之专门组织了较年轻的班子,亲自带队到香港恢复出版《大公报》,以求异地发展。

《大公报》香港版于1948年3月15日复刊后,查良镛被调派香港。自此,名门之后的查良镛便以一个“异乡”人的身分,远赴香江,开拓他未知的人生旅程。

1948年,查良镛24岁。依照民间的说法,这一年正是查良镛的第二个“本命年”。所谓“本命年”,来自十二生肖。每人都有一个属相,或牛、或马、或羊……总之,随着12年一个轮回,一个人的12岁、24岁、36岁等等如此类推,都属“本命”之年。有关“本命年”,民间讲究颇多。

诸如认为“本命年”最多凶险,需系以红腰带或穿红背心避邪之类;但也有这样的说法,即:一个人一生中至为关键的几步如转折、发迹等等,又往往发生在“本命年”里。

有好事者更搜集相当数目的例证以支持这一说法。把这一说法信手引来用到查良镛身上,或许有牵强附会之嫌,但却不失为一个有趣的角度。不管怎样,正是在查良镛的第二个“本命年”--1948年,查良镛奉《大公报》调派去了香港。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查良镛一生中十分重要的一个转折点。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大公报》的这次调派,查良镛后来在香港的传奇便也无从谈起。没人知道那个“本命年”里查良镛是否系了红腰带,甚至,连当年查良镛决定来香港时,到底是怎样的心境,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谜。

1948年的中国,国共两党的较量已日趋明朗。较之局面混乱的上海,远在南端的香港自然不失为一块可以静观其变的局外之地。由此来看,以查良镛当时鲜明的“不问政治”的行世原则,选择避开混乱,似乎可以成为他乐于赴港的理由。

此外,对一个只有24岁的青年来说,这样一个去陌生之地白手开拓的机会,显然是有足够吸引力的。于是,查良镛欣然按受了调派香港的任务。

人已成年,全凭自己作主,给家人通报此行仅仅是例行公事。在查良镛来说,虽是远赴香港工作,心境上却也与平时出外度假没有太大差别。这天,行装简单的查良镛登上了上海飞往香港的飞机。

不知是走得太匆忙还是别的什么原因,飞机起飞后查良镛才突然发现自己身上竟一分港币也没有!查良镛暗想:这不是笑话吗?飞机倒是坐得起,可下了飞机却连坐巴士的钱都没有!边想边急出了一身冷汗。

也巧,查良镛的邻座刚好是他的同行--香港《国民日报》的社长潘公弼。潘公弼见查良镛神情异样,忙问究竟。查良镛如实相告。“哈哈!这还不好办?!”说着,潘社长掏出钱包,又道:“借你10块。”查良镛连声道谢。

正凭了向潘社长借来的10元港币,查良镛才搭船过海、再坐出租车来到了报社。

这段经历查良镛至今难忘。

1993年,他在一首诗中以“南来白手少年行”的诗句感叹当年。这已是查良镛“身无分文走香江”45年后。常说:白手打天下。比照查良镛今日之辉煌,实在想像不出初到香港时,他竟是身无分文!

这不是活脱脱的“白手打天下”吗?

想来小说家们精心设置的情节也不过如此罢了。

和在上海《大公报》时一样,查良镛在《大公报》香港版继续做国际电讯翻译并编国际新闻版。查良镛初来乍到,仅是报馆一小职员而已,倒也并不在意香港是何情形。相反,大陆那边的巨变是真正令他关注的。

仅仅在他南来香港一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这一变化也直接波及他所供职的《大公报》。《大公报》见大势已定,便转而向新政府靠拢,于1948年11月10日发表《和平无望》的社评。

自此,在香港的《大公报》也转而成为“左派”报纸。时局的演变,并不影响查良镛继续做他的电讯翻译,但在内心,他知道自己并不安于这样平淡。他在等待机会。

垂头丧气返香港了圆自己的外交官之梦,查良镛毅然抛妻离职,北上京都再敲“外交官之门”。他兴冲冲地找到乔冠华。谁知结果是垂头丧气地南回香港。尽管查良镛给一纸“勒令退学”断了外交系毕业后再做外交官的可能,可他仍心存梦想,再入东吴法学院进修国际法;尽管进了报馆做的是他有兴趣做的工作……但这一切都未能剪断他的“外交官情结”;找机会做个外交官仍是他心中最大的抱负。

就在查良镛做电讯翻译和编国际新闻版的同时,他也念念不忘地经常在报上发表有关外交及国际法方面的文章。

1949年11月9日,也就是新中国正式成立一个多月后,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全体员工4000余人宣布起义,脱离国民党政府,接受中共政权领导。

11月,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衡阳铁路局发表声明,称“前粤汉、湘桂黔及浙赣各区铁路局所辖铁路存港器材、物资、汽车、款项均为人民国家所有,严禁冒领及私自承购”。而台湾国民党方面也曾派员到港,打算处理上述那些资产。

国共双方因此发生争辩。就在国共双方就此问题争持不下的时候,查良镛根据他以前学过的国际法知识,写了一篇长文《从国际法论中国人民在国外的产权》,于11月15日和18日分两天在《大公报》发表,阐明中央人民政府拥有铁路部门在香港的资产。

这是查良镛在《大公报》上发表的第一篇国际法论文。自此,他写的这方面文章就时常出现在《大公报》上。由于查良镛在这方面十分用心,因而文章写得颇有见地。

尽管未在香港获得什么反响,却不期然在日本东京得了一个知音。这知音名叫梅汝璈,乃中国国际法的权威人士。梅汝璈曾任东京战犯法庭中国首席大法官,与英国、法国、苏联等盟国的法官在东京审讯二次大战的日本战犯,并参与判处战犯东条英机死刑的审讯,所以颇有声望。

梅汝璈是在东京读到查良镛的文章的,发现很有见地,便格外留意起来,并记住了查良镛的名字。

一次,路过香港,特地约了查良镛见面倾谈。

当看到前来的查良镛竟是一年轻后生,此后又读了查良镛的几篇用英文写的国际法论文,梅汝璈更加欢喜,暗自庆幸自己发现了一个可堪造就的人才。梅汝璈是国民党员,但鉴于他的声望,大陆解放后,中国外交部仍邀请他为顾问。

梅汝璈在盛情之下离开东京,赶到北京。还在路上,梅汝璈就想到:刚成立的外交部急需人才,而他印象深刻的查良镛再合适不过。

一到北京,梅汝璈便急急给查良镛发了电报,说自己身边没有好助手,希望查良镛能到北京协助他工作。收到电报,查良镛十分高兴。这不正是自己苦苦追求、殷殷期盼的吗?终于可以一圆“外交官之梦”了!天赐良机,怎可错过?!查良镛即刻作出决定:北上!

在查良镛北上一事中,有一段插曲。查良镛这时已经结婚成家。由于查良镛的私人生活十分隐秘,绝少向外人提及,只能分析推断:在查良镛的三次婚姻中,这是第一次。极可能查良镛是在内地结了婚,再带太太南下。

据说查良镛的这个第一位太太来自养尊处优的家庭,因而十分在意生活水准。当查良镛携太太从内地南来香港时,最初作为报馆的小职员,每月薪金200多元,虽说维持基本生活不成问题,但却让养尊处优惯了的太太颇有怨言。

到后来,查良镛的月收入加上稿费达到800多元,太太才稍感满意。可恰在这时,查良镛决定北上,这一决定,遭到了太太的强烈反对。

但查良镛已不肯回头。和当时所有怀有一腔报国热情的年轻人一样,查良镛觉得家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为国家做点事。他没有理睬太太的反对,坚持把太太安顿回了娘家。

以致夫妻关系从此恶化,并导致后来以离婚告终。

从这段插曲中,可见查良镛北上的决心之大、之切!查良镛风风火火满怀希望地北上了!

这是在1950年。后来有人形容说,那时,查良镛上穿方格恤衫,下着牛仔裤,一身小资产阶级打扮,独自兴高采烈地去了红色北京。

到了北京,查良镛见过梅汝璈后,便去外交部找到当时任周恩来秘书的乔冠华。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乔冠华曾作为中共地下党员在香港秘密工作过一段时间。1946年,他又受中共组织委托,再次到香港来,创办了新华社香港分社,任第一任社长,直到1949年底才返回北京。

其间,他时常在《华商报》等报刊发表国际问题评述文章,查良镛很佩服他的文才。到了后来,《大公报》“左倾”后,乔冠华几乎每周都与《大公报》有关人员开座谈会,交谈国际、国内形势,磋商编务。

每次座谈会,查良镛与乔冠华都能碰面。相熟之后,两人颇感意气相投。除乔冠华外,当时外交部还有位部长助理杨刚女士,她曾是《大公报》驻美特派员,既认识查良镛,也很欣赏他的才干。

对查良镛的到来,乔冠华当然表示欢迎,但也坦白相告:“外交部的确需要人才,不过,一个受过国民党教育的地主后代,恐怕很难会被吸纳。”说到这里,乔冠华顿了一下,又道:“当然,也不完全没有希望,但惟一的渠道就是要先到中国人民大学受训,在适当的时候入党,这样才能正式进入外交部工作。”

看着查良镛不解的表情,乔冠华又提议说,如果不愿去人民大学,可以改为到人民外交学会工作。他解释说,人民外交学会属外交部的外围机构,专门负责与外国的联络。如果经过一段时间工作,党会视其表现而决定是否吸收入党,然后才决定能否进外交部。乔冠华一番话,犹如一盆冷水劈头浇下,令查良镛感到失望。

但查良镛仍抱有一线希望。他想:受训就受训吧,只要能到外交部工作就行。于是,乔冠华很快为他安排好入读人民大学的手续。因为这是干部培训学校,所以每个入学的人都要先写自传。这时,查良镛突然觉得自己北上的决定是大错特错了!

查良镛后来说:“我愈想愈不对劲,对进入外交部工作的事不感乐观。自己的思想行为都是香港式的。对共产党也不了解,所以未必可以入党。而且,一个党外人士肯定不会受到重视,恐怕很难有机会作出贡献……”至于去外交学会的建议,查良镛也不愿采纳。

查良镛像当时决定北上一样,迅速而坚定地做出选择:回香港!

许多年后,查良镛叹道:“事后回想,深觉当时天真,外交部的工作人员,岂可容纳非共党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