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一枚炸弹拉响大清立宪的集结号

2012年06月04日 03:31 人民网

北京出事了。

一颗自杀式炸弹在大清国首都的CBD爆炸,造成巨大的伤亡。

这是1905年9月24日上午,北京正阳门(前门)车站,彩旗招展,鼓号喧天,首都各界正在欢送前往欧美各国考察宪政的“五大臣”代表团专列。

《申报》记载道:“外部(外交部)、商部(商务部)以及各部司员,京中各报馆人员均先时到站,高等实业学堂学生及军乐队学生,并测绘学堂学生、崇实学堂学生、识一小学堂学生均著操衣,列队送行。内城工巡局巡捕、消防队先时到站旁列队弹压,惟外城之巡捕并未到站。是日特加花车一辆,头等车三辆,二等车、三等车各二辆。头等车高插国旗,颇为荣耀,少顷各国驻京公使亦来恭送……”

就在这洋洋喜气之中,一个人影正在接近专列,他的怀中,揣着一颗自制的撞针式炸弹。

悲剧到来了。《申报》继续报道:“至十一点钟开车之铃摇毕,五大臣依次登花车,将挂行李车,砰然一声震动天地,送行者以及各学堂学生巡捕消防队等纷纷奔逃,少顷人喊儿啼,登时大乱。”

这颗炸弹,直接造成了24人伤亡(据《泰晤士报》),世界都被震惊了。

暗杀时代

暗杀在当时成为革命党人的一种风潮,他们普遍相信必须彻底砸烂一个旧世界,才可能获得一个新世界。

被作为袭击目标的五大臣,是时年37岁的镇国公载泽,44岁的闽浙总督端方、52岁的财政部副部长(户部侍郎)戴鸿慈、50岁的公安部部长(巡警部尚书)徐世昌、44岁的商务部部长助理(商部右丞)绍英。

戴鸿慈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辰初(7时)拜祖,亲友踵宅送行甚众。10时,肩舆至正阳门车站,冠盖纷纭,设席少叙。11时,相约登车。泽公(载泽)先行,余踵至。两花车相连,泽(载泽)、徐(徐世昌)、绍(邵英)三大臣在前车,余与午桥(端方)中丞在后车。午帅(端方)稍后来,坐未定,方与送行者作别,忽闻轰炸之声发于前车。人声喧扰,不知所为。仆人仓皇请余等下车,始知有人发炸弹于泽公车上。旋面泽公,眉际破损,余有小伤。绍大臣受伤五处,较重,幸非要害。徐大臣亦略受火灼,均幸安全。”

五大臣中,除绍英受伤略重之外,都无大碍,倒是周围的人饱受池鱼之殃,死伤惨重。戴鸿慈日记中说:“随员萨郎中荫图及其内弟、从弟、子女、车夫、家丁均重伤,一家七口,遭此意外之厄,亦云惨矣。”

当时十分活跃的官商、日后以小说《老残游记》闻名的刘鹗在其《乙巳日记》里记载:“本日巳刻论古斋陈君来云,火车头等突发炸弹。急派人往询,云弹发于包房。泽公爷、端午帅俱伤面,血淋淋然。闻死者三人,伤者十余人。前日之地震殆为此欤?”所谓的“前日之地震”,根据刘鹗的日记,即是9月19日晚上的地震。

刺客本人则被炸碎,面目血污,模糊难辨。官方将刺客的尸体陈尸数日,无人认领,随后,将其面部拍成照片,行文至各省辨认,最终确认此人就是直隶高等学堂的学生、27岁的安徽桐城人吴樾。

吴樾,本名吴越。至于其为何改名,时人各有解释,有的说是他行刺后,“清廷于大逆罪犯于其名必加偏旁”;有的则说“弃前名加木旁为樾,在烈士意思,无木旁之吴越为专制政府之小奴隶,有木旁之吴樾,为有共和思想之自由民”;国民党的党史权威冯自由,则在《革命逸史》中说:“原名越,以亲友某尝密为纳监,乃弃前名,加木旁为褪,盖表示与满清脱离关系也。”因安徽人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长达25年,因此在直隶地区政学两界的安徽人及江南人士不少,而吴樾参与创办的《直隶白话报》,其团队多是安徽人。

北京炸弹一响,政府还没查清刺客的身份时,有一位远在南方的安徽人就致函朋友问:“北京店事,想是吴兄主持开张。关于吴兄一切,务速详告。”这位发信的安徽老乡,就是时年26岁、日后大名鼎鼎的陈独秀。

陈独秀和吴樾不仅是老乡,也是同志,他们都参加了秘密组织“军国民教育会”,并且成为其“暗杀团”的成员。暗杀在当时成为革命党人的一种风潮,他们普遍相信必须彻底砸烂一个旧世界,才可能获得一个新世界——尽管他们对于如何建立一个新世界、尤其是如何防止这个新世界依然出现旧世界的同样问题毫无准备。“砸烂”是他们的主旋律,他们的同行、因刺杀广东巡抚恩寿未遂而在1900年被杀的史坚如,就曾说过:“今日中国,正如数千年来破屋,败坏至不可收拾,非尽毁而更新之不为功。世之谈变法者,粉饰支离,补其罅漏,庸有济乎?”

时年42岁的军机大臣铁良,被吴樾选中作为刺杀的目标。为此,吴樾来到保定潜伏,成立了“军国民教育会”的“保定支部”,这个支部还有个更酷的名称,叫做“北方暗杀团”。考虑到手枪并不可靠,吴樾开始学制炸弹。在行动之前,吴樾还写了一本手册《暗杀时代》,系统总结了他的暗杀救国的极端思想。他认为:“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革命。暗杀为因,革命为果。暗杀虽个人而可为,革命非群力即不效。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欲得他年之果,必种今日之因。我同志诸君勿趋前,勿步后,勿涉猎,勿趑趄。时哉不可失,时乎不再来,手提三尺剑,割尽满人头,此日正其时矣。”

吴樾不准立宪

出乎革命党意料的是,他们试图狙击政改的这颗炸弹,却成了立宪的集结号。

7月16日(农历六月十四),中央宣布派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出洋考察宪政——后又增派绍英。吴樾遂将刺杀目标从铁良改为五大臣。他认为:政府立宪的目的,“以欲增重于汉人奴隶之义务,以巩固其万世不替之皇基。……彼五大臣可击而杀之也。”“越生平自认为中华革命男子,决不甘心拜为异族非驴非马之立宪国民也。故宁牺牲一己之肉体,以剪除此考求宪政之五大臣。”

吴樾对立宪嗤之以鼻。他说:“立宪之声嚣然遍天下,以诖误国民者,实保皇会人为之倡。”他坚信满汉势不两立,必须建立一个“汉族新国”;并且,“吾国今日之行政、军事、教育、实业,一切国家社会之事,必经非常之改革始克有真进步,决非补苴罅漏、半新半旧之变法,足以挽此呼吸间之危亡也。……满洲政府实中国富强第一大障碍,欲救亡而思扶满,直扬汤止沸,抱薪救火。”

更关键的是,他认为“满洲皇室无立宪资格”,而且立宪对汉人不利。他说:“立宪主义,徒堕落我皇汉民族之人格,污辱我皇汉民族之思想,吾辈今日,非极力排斥此等谬说,则吾族无良,死心踏地,归附彼族者,必日加多。敢以区区之心,贡献于我汉四万万同胞,必能协心并力,抱持唯一排满主义之团,建立汉族新国,则某虽死犹生。……我四万万同胞,人人实行与贼满政府势不两立之行为,乃得有生存之权利,不得权利,毋宁速死。”

显然,在吴樾的眼中,“建立汉族新国”,比建立宪政、实现富强更为重要。

吴樾的刺杀行动,因炸弹提前爆炸而失败。至于炸弹早爆的原因,有的说是“人众推拥、怀中弹发”;有的说是他乔装登车后,遭五大臣随行仆人质疑,仓促间引爆炸弹,未及远抛;有的则说是当时行李车正在加挂,产生了震动,引爆炸弹。可以肯定的是,这颗炸弹是他自己制作的。

吴樾对立宪的敌视态度,在两年后因刺杀对其颇有私恩的安徽巡抚恩铭、而被处决的徐锡麟那里,也得到共鸣。根据《时报》的记载,徐锡麟在供词中坦言:“满人虐我汉族将近三百年矣,观其表面立宪,不过牢笼天下人心,实主中央集权,可以膨胀专制力量。满人妄想立宪便不能革命,殊不知中国人的程度不够立宪。以我理想,立宪是万万做不到的,革命是人人做得到的。若以中央集权为立宪,越立宪的快,越革命的快。我只是拿定革命宗旨,一旦乘时而起,杀尽满人,自然汉人强盛,再图立宪不迟。”

吴樾袭击案后,舆论普遍谴责恐怖袭击、赞同立宪,并纷纷慰问五大臣,革命党人陈天华以“思黄”的笔名,在11月26日的《民报》上以《怪哉上海各学堂各报馆之慰问出洋五大臣》为题,对此反击说:“五大臣之出洋也,将变易其面目,掩其前日之鬼脸,以蛊惑士女,因以食人者也。烈士击之,是犹于狞鬼执粉笔以涂人皮之际,乘其尚可辨认也,一举而剖扑之,以绝祸根。不幸而为魔鬼所毙,此正吾人之不幸也。”

政府的政改决心,以及政改后有望出现的和谐局面,其实是这些革命党人最不愿意看到的。多年后刺杀摄政王的汪精卫也说:“如果变革失败,充分说明清政府的欺骗性;如果立宪成功,无非意味着汉人还要继续受到满人的压迫和统治。所以无论立宪成功与否,作为汉人都应该竭力反对。”

革命党人章太炎则毫不掩饰地希望:满人“愈材则忌汉之心愈深,愈智则制汉之术愈狡……但愿满人多桀纣,不愿见尧舜。满洲果有圣人,革命难矣。”记载这段话的,是章太炎的少年好友、满族人金梁。据金梁在《瓜圃述异》中说,章太炎为了表达自己的革命决心,甚至在集会演讲时,主动表示应先拿好友金梁开刀。章太炎的思路是自成逻辑的,1903年他在狱中答《新闻报》说:“逆胡虏,非我族类,不能变法当革,能变法亦当革;不能救民当革,能救民亦当革”。

在所谓的“暗杀年代”,革命党的暗杀对象,并非体制内的独夫民贼或贪官污吏,而是有能力乃至有操守的官员,因为,这些能够推进改革、修复体制的人,将大大减少革命成功的几率。

对此,梁启超曾痛斥道:“章炳麟氏之言曰:‘不能变法当革,能变法亦当革;不能救民当革,能救民亦当革。’嘻!此何语耶?夫革之目的,岂以快意耶?毋亦曰救民耳。”

而出乎革命党意料的是,他们试图狙击政改的这颗炸弹,却成了立宪的集结号,社会舆论几乎一边倒地站到了政府这边,大清国罕见地出现了万众一心、支持宪政的和谐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