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前夜:清朝统治如何走向全面崩盘

2012年06月07日 02:27 中国新闻周刊

公元1911年的1月13日。按中国当时的农历记时,此时还没过完宣统二年的最后几天。这一天清政府宣布,因东三省瘟疫流行,下令在山海关一带设局严防,毋任传染内地。

这是一场中国大地上百年不遇的大鼠疫,已经爆发了三个月。幸而有伍连德这样的中国最早接触现代科学的知识分子来支撑危局,才没有酿成更大规模的全国性灾难。即使这样,它也夺走了6万条生命。

这是对1911年中国将发生大变局的一种预示吗?

1911年初的中国,各种政治势力在相互角逐,社会的各个阶级在酝酿异动。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继续在鼓吹革命,组织暴动;情绪越来越高涨的士绅阶层为推动立宪已经急不可待,念了新学的青年学子们满脑子变法图强的新思潮,而西太后死后清王朝继续推行的“新政”历经年的努力,此时已开始见出成效……有谁能预料到,这将是大清朝数百年江山的最后一年?

4月27日,中国同盟会在广州发动了准备最久也最充分的一次起义。以往的历次起义,常常依靠发动会党等各界群众为其主力,而这一次,组织者选的都是革命党人的精英骨干,共数百人,其中不少是留日学生。这里包括了后来以一封凄美绝命书《与妻书》感动无数后人的林觉民,也包括了另一位著名的参与者喻培伦,他是革命党的炸弹专家,曾参与了与汪精卫一起刺杀摄政王载沣,从那里逃生出来后,他又以赴死的决心投入这场起义。结果真的是求仁得仁。

这场起义的现场指挥是黄兴。起义从一开始就陷入被动,消息泄露,清军早有准备,黄兴一边劝别人离开,一边决心拼个人一死,而其他参与者也都抱了必死的决心。这一场以卵击石的自杀式起义,革命党人死伤累累,黄兴在断了两指之后侥幸逃出,而后来人们在现场收敛到了72具牺牲者的遗体,葬于黄花岗。

从1895年的广州起义,到1907年5月的黄冈起义、6月的七女湖起义、9月的防城起义、10月的镇南关起义……从1895年陆皓东牺牲,到1907年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后被清兵凌迟而死,又牵连秋瑾被捕,慨然就义。孙中山经历过的失败与牺牲,可谓多矣。但此次的黄花冈起义牺牲犹为惨烈,孙中山以“吾党菁华,付之一炬,其损失可谓大矣”来形容他心中的巨大悲痛。

尽管革命党人英勇悲壮,不惜以血醒民,但大清朝的统治却依然固若金汤。至少在1911年4月时的孙中山看来,还看不出清王朝会在数月后全面崩盘的迹象。

在北京紫禁城,刚刚坐上摄政王位子不足三年的载沣,此时对革命党人的军事力量并不很担心。否则他不至于在刚上台之际就把清廷中最具军事实力的悍将袁世凯开缺掉,换上自家从未打过仗的亲兄弟去执掌军权。

载沣此时最大的注意力集中在已经在全国闹得沸沸扬扬的立宪运动上,全国各地的士绅们已经三次进京大请愿吁请速开国会。民心舆情压力之下,清政府不得不一再承诺将立宪的预备期缩短,在5月8日这天,公布了一个内阁组成人员的名单,13名国务大臣中,满人占9席,其中有7人为皇族成员,它被讥为“皇族内阁”。载沣们做出这个名单自有他们内在的苦衷,摆平各方利益集团、维护台上的各方平衡已经是耗尽心血之事——但此时他们并不自知,大清朝的寿命已不足半年,而压垮这匹骆驼的最后若干根稻草,有一根就来自这份名单。

全国的舆论对此一片哗然,各家报纸上尽是痛责之声。革命派对“皇族内阁”的反对自不待言,而被这份名单打击最重的,却是曾对清廷抱以厚望的立宪派。远在日本亡命的梁启超当即激烈批判:“如曰大臣惟对于君主而负责任也,则是取立宪政体之原则翻根柢以破坏之,而复返于专制。”

新内阁在成立的次日,即签署了实行全国铁路干线国有政策的诏令,由此,直接引发了“保路运动”。

保路运动的缘由一言难以概括,但有一点很清楚,反对这一铁路国有化政策的最激烈省份是在四川,抗议的核心人物,是川省的士绅们及地方官员。5月16日,川省铁路公司紧急召开股东大会,会场气氛本来一直相当沉闷。突然,场下一人长叹一声说:“四川亡矣!”引得全场一片哭声相和,连监督现场的警员也扔了手中的警棍,伏案而泣。会后,与会者前往省府请愿,走在最前面的,是年逾八十的老翰林院编修伍肇龄及一大批上了年纪的士绅:罗纶(四川省咨议局副议长)、刘声元、郑孝可……更让他们惊讶的是,迎接他们的川省总督王人文竟当场表态支持。

后来发生的事让冲突急剧升级。朝廷态度强硬毫不退让,而王人文被撤职后的接替者赵尔丰,他所面对的抗议者已经越来越情绪化而难以控制——在成都的大街上,他们大批地跪在那里手举光绪皇帝的牌位痛哭。9月7日,血案爆发,蒲殿俊(四川省咨议局议长)、罗纶、邓孝可、张澜等士绅被捕,士兵向衙署前的群众开枪造成30多人惨死。

这一事变等于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

至此,人心已经全面倒向革命党一边。为平定动乱,清政府急调湖北新军入川,导致武昌兵力空虚,也助成武昌起义的最终成功。

9月14日和23日,武汉新军里的两大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举行联席秘密会议,讨论起义布署。此时,1万5千人的武汉新军中,革命党人已经发展到了4000人。10月9日,因革命党人不慎引燃炸药,引起清军大搜捕,新军士兵们仓促举事。次日清晨,新军第八镇工程第八营正目(班长)熊秉坤与战友们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武昌起义就这样爆发。

当武昌起义打响时,孙中山尚在美国,正为反清革命筹款。10月11日,孙中山到了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检出密码,译出黄兴的一封电报,称湖北“新军必动,请急汇款应急”。第二天(12日)中午,他上街到饭店吃饭,购得一份报纸,见一则消息:“武昌为革命党占领”,喜出望外。12月25日,孙中山终于回到祖国,抵达上海时,受到他的战友们及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4天之后,他当选为临时大总统。

而此时的袁世凯,被清廷紧急重新启用已经两月有余,身任清朝内阁总理大臣,手握重兵,正在盘算着利用手中的权势可以得到怎样的位置。在“南北议和”中,他利用东南巨绅张謇——这位立宪运动中坚人物频频传话,暗地里与革命党要价,要“以共和国大总统为条件”,逼迫清廷退位。

孙中山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定在了1912年元旦于南京举行。而在1911年的最后一天,袁世凯心里已经有了底:他已收到了孙中山的电报。孙中山在电文中说,自己这个临时大总统只是暂时担任,“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

1911年就这样过去了。

宣统三年,即公元1911年。年初,摄政王载沣在召见庆亲王奕匡力时,如此面授机宜:“整顿教务、清理财政为当务之急。”面对摇摇欲坠的天下、日薄西山的朝廷,满清王朝的达官贵人们在为最后的努力苦思良策。显然,执政者认为,除了混乱、腐败的财政以外,导致他们衰败的另一重要因素是教育问题,从更广的意义上说,即是民众的思想基础。若要力挽狂澜,亟需从教育入手。

于是,学部尚书唐景崇接到旨令,成立了“中央教育会”,任命张謇为会长,张元济、傅增湘为副会长。那一年的6月,辛亥革命暴发前的四个月,一次旨在“教育改革”的“中央教育会议”召开了。

在这个为时40天的会议上,新旧思想激烈对撞,元老新秀吵作一团。除了办学经费以外,矛盾冲突最尖锐的,莫过于“男女同校”和“小学不再设读经讲经课”两个问题。尤其是后者,在一些守旧的官员名仕们看来简直是大逆不道。废除科举已经6年,至今依然惊魂未定,现在居然还要孩童们放弃读四书五经了?

于是,有人在会上痛哭流涕,说小学生不读经,就要亡国了;有的人则在会上逐条念《历代圣谕》中关于读经的上谕,痛心疾首……

只是,历史走到了当日,保守派已然失势。尽管唇枪舌战,但多数人趋于认同革旧迎新。事实上,守旧和革新、倒退和进步,两大主题的纠结贯穿了戊戌变法之后晚清的最后十年。以文教这一最能体现新旧思维碰撞的领域为例,中国人从笃信四书五经的传统思想,到接受现代公民教育的洗礼,从兴办新学,到废除科举,到新式教科书横空出世,到取消小学生读经……直至最后,新锐思想最终颠覆了满清王朝。

张元济见证了这一切。这位因为戊戌变法失败而被革职的官员,从官场上隐退后便投身于出版和教育事业。无论是对清廷,或者对仕途,这位不苟言笑的名仕已是意兴阑珊。不过,和当时的许多士绅一样,他多少怀有君主立宪的思想与情怀,并未料到清廷的灭亡会来得如此一泻千里。辛亥那一年,张元济44岁,他接受了“中央教育会副会长”的任命,并在年中主持召开了“中央教育会议”。大会在吵吵嚷嚷中达成了12项决议,包括废止小学生读经讲经课。只是,决议尚未实施,革命已接踵而至。

前清朝“总理衙门章京”下海

对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二十八日光绪皇帝下谕召见了张元济。

31岁的张元济时任总理衙门章京,六品官。清廷规定,皇帝只召见四品以上的官员。因而,光绪皇帝要见区区一名六品官员,在当时相当罕见。这位年轻、富有理想的皇帝,是怀着“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心情,想与一位具有维新思想的年轻人谈论关于改革的话题——仅在四天前,光绪帝刚刚下了《定国是诏》,宣布变法,试图推动政治体制的变革,将中国推向君主立宪的现代化道路。

四月二十八日清晨,张元济一大早就来到了颐和园的西苑朝房等候传唤。未料到,他在那里遇到了等着向陛下请训的荣禄。张元济后来回忆说,他当时的心情就像是“维新的清晨遇到了一只乌鸦,坏兆头。”而在与皇帝长谈之后,张元济五味杂陈的心情里,最深刻的印象是,陛下“有心变法,但力似未足”。

诚如张元济所言,“天心虽转,时尚未来”,戊戌年这一场晚清王朝最后一次政治自救的尝试,持续了103天就草草收场了。君主被幽禁,维新派人士或被杀或出逃,张元济还算幸运,在等着坐牢杀头的时候,得到了李鸿章相助而免于一死,最后得到的惩罚是革职永不叙用。在李鸿章的推举之下,张元济前往上海,在洋务派中坚人物、南洋公学督办盛宣怀的安排下,在该校筹办译书院。

洋务运动兴起后的西风东渐,使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精英认识到,要将积贫积弱的中国带往现代化道路,必须打破陈规,向西方学习。和当时许多进步人士一样,张元济一直主张以西学开启国民心智,并将翻译西方典籍视为“鼓动人心”的重要手段。

当时,译书的品种还相当片面单一。鸦片战争之后、洋务运动兴起之时,以为中国一切都比外国强,只是武器不如别人,因而当时所译书籍多是有关制造船舰、枪炮及其数、理、化理论基础。到了甲午战争之后,又觉得何止是枪炮的问题,于是许多关于法制、史书的译作又纷纷出炉。到了19世纪末,中国的翻译书籍约近千种,但多为针对具体问题,而西方那些对人类思想具有颠覆性意义的人文思想著作,尚未踏足中国。

直到有了严复。这位清末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在留学英国回国后积极倡导西学的启蒙教育。他首先完成了译作《天演论》,用曾经极大影响过西方世界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号召国人救亡图存,令当时的中国思想界振聋发聩。

张元济与严复惺惺相惜。这两位同样灰心仕途的前中央官员,已将事业心转到文教和启发民智之上。张元济主持南洋公学译书院之后,向严复提供“谁也给不了的高额稿费和版税”。此番合作的第一个大手笔,就是翻译出版亚当·斯密的著作《原富》。这本堪称资本主义重要基石的著作,通过史实论证,最好的经济政策是自由的经济政策。之后,张元济又组织出版了严复翻译的《论自由》《法意》等等,系统地将西方古典经济学、政治学、自然科学和哲学理论著作引进中国,这些译作无疑成为一代中国精英的资产阶级思想启蒙,为日后的反封建斗争提供了理论武器。

“最新国文教科书”令洛阳纸贵

戊戌变法的一个重要内容,便是文教改革,废除八股取士制度,改行“策论”取士,但保留“四书”“五经”内容;改旧式书院为新式学堂,兼习中学、西学。维新变法尽管失败,但改革的种子已然萌发,文教变革在重重阻力中艰难前行。

历史走到1905年,观照西方的文化教育、科学的进步,有识之士发出“科举制度非改不可”的呐喊,最终令清廷不得不作出了一个被史学家们视为“新旧中国分水岭”的决定:废除科举制度。封建帝制通过科举制度施行的文化专制主义崩溃了。“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思想被颠覆,读书人的出路已经不在仕途,他们开始流向军队、商业等等社会的各个领域,许多人日后成为国家的反叛者。也有相当一部分知识精英选择出国深造,日后回到祖国成为“反封建,建共和”的重要力量。

废除科举的另一后果,就是启动了现代教育制度,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而新式学堂成立后,课程设置有了变化,四书五经显然不适用于现代教育。

此时的张元济已经离开南洋公学,加入商务印书馆,主持编译所。在废除科举之前三年,清廷先后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规定了新的学制的教育方法,可谓是废除科举的前奏。在这个教育改革风起云涌的年代,市面上出现了各种新式的教科书,其中有的是教会从西方引进的教科书,并不适应中国国情;有的是由读古书的老夫子们所编,也不合乎现代教育逻辑。于是,张元济与蔡元培决定编一套教科书。

张元济将刚刚从日本归来的高梦旦聘为编译所的国文部部长,负责教科书的编撰。高梦旦在日本考察的时候,认定日本维新成功的根本在于教育,而教育的根本在于初等教育的基础——这一想法与张元济不谋而合。中国的变革所经历的起伏让他认识到,光是培养知识精英对于一个国家的变革与进步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无良无贱,无城无乡,无不在教育之列”,才能提高国民的素质,国家才有希望。

国文教科书由蒋维乔编写,张元济和高梦旦进行修订。这一国文教科书的内容编写完全没有依照学部所颁布的学堂章程,而是根据新学堂的教学需要,制定了更为科学、实用的教学程式。

除了识字、造句、作文功能以外,这本国文教科书注重启迪孩童的心智和品格的塑造。编者在《编辑缘起》中指出,课文材料极力颂扬中华传统美德和悠久文化,但也极力矫正一些陋习,如迷信、缠足、吸食鸦片等等,“务使人人皆有普通之道德知识,然后进求古圣贤之要道、世界万国之学术艺能。”书中没有强调尊孔,没有宣扬作为中国旧道德核心的“三纲五常”,摈弃了“二十四孝”“节妇”等封建价值观的内容。

《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张元济传》的作者汪家熔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说,当时高梦旦找到了市面上已经出版的所有新版教科书,一一探究其中所有的缺点,共列出了十八条,又拿去找到朋友们充分评说,从内容到排版,都避免再走弯路。比如排版,因为小学生课本课文很短,原来的教科书,会在一页之内排上六七课内容,在商务版的新教科书中,都是对开页上一页排课文,另一页排图片,图文并茂,非常新颖。

这本有违帝国意志的国文教科书在1904年2月13日正式出版,一时洛阳纸贵,商务印书馆的发行所前挤满了争购的人群,首印的四千部在两三天之内即销售一空。《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翻印了30多次,发行总量达到一亿册。这套教科书,虽然不是最早的,却甫一出世,就成为最权威的,在辛亥前后十余年中,它占了全国国文教科书发行量的60%,以后人们再编写的新课本,也都是沿用它的路数。

之后,蔡元培、高梦旦、张元济三人又联合编写了《最新修身教科书》。这套旨在品德教育的教科书中,全文不提“忠君”,毫无歌颂皇帝、皇太后的内容,而是开始引入资产阶级的国民意识和民主、平等、博爱等新观念。

谢洪赉编著的地理学教科书,将晚清描绘为“震旦暗晦”的时代,中国人需“睁眼环顾,始悟四洲”。本书重点考察“国政”,称英国是“首创军民共主之立宪政体”国家,而介绍“北美合众国”时则把国政分为“行政”“立法”“司法”三大权。

商务印书馆先后出版的一系列语文、修身、历史、地理等涵盖现代教育各个学科的教科书,无论是内容还是思想上都独具锋芒。它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标志着辛亥革命前的中国,从输入新理学的时代,迈入了构建常识的时代。

“仅言兴学,学不能兴也”

到了辛亥革命的前一年,商务印书馆掌门人张元济花了几乎一年的时间,进行了一次环球旅行。

那一年的二月,张元济戴上发套,掩藏好脑后的辫子,登上了西行的轮船。他取道新加坡、锡兰,经红海和地中海到达荷兰,在欧洲各国进行了为期半年的游历和考察。随后,他又前往美国和日本,在当年的12月从日本回到了上海。

环球旅行之前,在出版和教育领域已经获得杰出成就的张元济,一次次被保举到朝廷的外务部、学部等重要部门任职,但重登仕途已非他心所愿。他最终只是接受了学部的召唤,到北京参与教育制度、章程的起草和修改,但表示“无意在京久留”。

环球旅行归来后,原本只是刻意与朝廷保持距离的张元济,开始对清廷进行抨击,尽管他的言论相对温和。一年的环球旅行让他认识到,“仅言兴学,学不能兴也”,教育、尤其是普及教育是一项国家政策,办学不可能仅仅是有识之士们的独立行为。而清廷空喊了十年“多办蒙养学堂”,在财政拨款上却无所作为,令他只能扼腕兴叹。

在主持召开中央教育会议期间,张元济前去拜会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匡力,提出“移买枪炮钱办教育”的要求。彼时,清未立宪派已经连续发动三次大请愿,要求清廷召开国会、颁布宪法,被清廷暴力打压。在面见奕匡力之时,张元济批评朝廷自宣布预备立宪以来三年间,“所行新政,皆是有名无实”。

和当时许多立宪派人士一样,尽管痛心疾首,但仍未与朝廷决裂,期望用一种相对温和的改良方式,以较小代价来换取民族复兴。可是,一场革命已是箭在弦上。未几,武昌起义的枪声响起,张元济也看着自己曾为之服务的满清王朝走到了穷途末路。

孙中山曾说:“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还要迟一年半载。”对于四川保路运动与辛亥革命的关系,通行的历史教科书中都是这样叙述的:

1911年5月,清政府推行铁路干线国有化政策,欲强行收回本来已允许四川商办的“川汉铁路”的筑路权,激起四川人民的反对,引发了保路运动。清政府派驻节于武汉的端方带兵入川镇压,端方走后,武汉的防务空虚,革命党人趁机发动武昌起义,推翻满清王朝的辛亥革命由此爆发。

“要说保路运动,谈革命党如何英勇,谈大清如何卖国,洋人如何侵占路权,还远远不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闵杰近年来通读了清末十年间的报纸,他试图抛开以往教科书式的思维模式和话语体系来研究清末民初的中国历史变迁。说到“保路运动”,这正是他透过一份份民国史料触摸过多次的历史现场。梳理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他认为:清政府的铁路国有政策酝酿了四年没敢推出,盛宣怀一入阁就悍然实行,并以他习惯的商人的思维方式来处理这项重大的国策,引爆四省保路运动,成为大清倾覆的导火索。

“皇族内阁”1号令

1911年5月8日,摄政王载沣宣布成立新内阁以代替军机大臣制。在备受诟病的“皇族内阁”成立次日,即宣布了“铁路干线国有”政策。按照这个“1号令”,宣统三年(1911年)前所有集股商办的干线,必须由国家收回投资建设。

在闵杰看来,这完全是个不知利害的政策。新上任的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只是个办实业的人才,不知天高地厚,这才把袁世凯、张之洞之辈想做不敢做的事,毅然付诸实行。

清末的铁路政策经历过合股官办、商办与路权国有这三个阶段。在合股官办时期,由于大举借债,不但丧失了路权连主权也一并丧失。1903年起,随着民族主义思潮的勃兴,清政府开始从洋人手里赎回路权,转由民间集资商办。到1907年,大清又以“铁路乃政权所系,故不能永属民间”为由,想要再次翻盘收到中央,但那些投了钱的民间士绅怎能轻易放手?

1907年,袁世凯想用英国资金将已经民间商办的江浙铁路收到中央,即引发了震惊全国的苏杭甬拒款运动。1909年,张之洞拟用四国借款收回两湖路权,又引得湘鄂谘议局纷纷派代表到北京请愿,张之洞的铁路国有计划拖延未行。

以袁、张的威望都搞不定此事,可见国人对官办铁路的戒心。那么,如此激进的政策到底是怎么在朝廷通过,而且还成了改组内阁后的第1道政令?最重要的原因是,盛宣怀这位商务官僚接掌了邮传部大权,这位新任邮传部尚书,在受摄政王召见时,明确表示了对铁路国有的观点。

首先,他指出商办政策的结果是,在广东“收股及半,而造路无多”;在四川“倒账甚巨,参追无著”;而在湖南与湖北,则是“设局多年,徒资坐耗”。最典型的例子是粤汉铁路,赎回已经达3年之久,却一无成效,足见主张商办的士绅们是何等地清谈误国。

其次,他认为,引进外资虽非万全之策,但只要政府在与外国谈判并签定合同时,能做到“严定限制,权操于我”,使外人只有投资得息之利,无干预造路用人之权,也是可行的。

盛宣怀的这番话,对民间商办的不切实际,可谓切中要害。摄政王闻奏“大为动容”,便命令盛宣怀与外务部、度支部妥商办理。

紧接着,盛宣怀迅速出手。5月20日,与德、法、英、美四国签订合同,借款600万英镑(合白银约4800万两)用来筑路。

闵杰认为,铁路乃国民经济之命脉,民间修建和管理确有不妥之处。盛宣怀是搞经济的能手,这份借款合同也十分注意维护我方利益与主权,但其做法未免操之过急。在民族主义风起云涌的时代背景下,盛宣怀的铁路国有政策实有出卖路权、与民争利之嫌。

朝野上下更是一片谴责之声。代理四川总督的王人文上奏朝廷:“请治签字大臣(盛宣怀)误国之罪。”报纸舆论更是公开指出:“政府此次收回干路国有,外间多闻系盛宣怀一人鼓动。”

不过,清王朝既然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成立“皇族内阁”,也就敢于推行“铁路国有”,其思路是一脉相承的:只要大权在握,一切舆论喧嚣都是浮云。

不亮底牌的商人思维

“铁路国有”本就不占天时,载沣又把它一手交给商人出身、名声欠佳的盛宣怀,更是犯了“人和”之忌。

在中国铁路史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工业史上,盛宣怀确实是个人物。有学者统计,清朝共修筑铁路9100公里,其中3962公里是外国人修筑并经营的,中国自筑的铁路5100公里(含政府筹款修筑的4465公里,商办铁路657公里),而盛宣怀督办筑成的路2254公里,占政府筹资修铁路的近一半。

除此之外,盛宣怀还是中国银行和电报局的实际创办人,并从张之洞手里接下了已经濒临倒闭的汉阳铁厂,发现了萍乡煤矿,从而使这家企业起死回生。

按说,由这么一位思想开放、经验丰富的人来做邮传部的大臣,应该不会办错事的。可是,盛宣怀并不是个政治家。闵杰分析,盛宣怀骤任邮传部尚书,原因有二:一是会办实事,一是会钻营有靠山。

出身于官宦世家的盛宣怀,科举不第,只能给李鸿章当助手。李鸿章倡议修铁路,建电报局、轮船局。盛宣怀作为李鸿章的助手跟洋人打交道,他在铁路、矿山、电报、轮船等方面取得的成就都是在李鸿章(后期是张之洞)的指挥下获得的。可以说,李鸿章、张之洞是决策者,盛宣怀只是个执行者。

而盛宣怀和李鸿章、张之洞,甚至后来的袁世凯都不同。李、张、袁都是政治家,他们办洋务、修铁路往往出于对国家前途和民族未来的公共性来考虑。盛宣怀却很少考虑这些。他没有通过科举考试,只能依附权臣、贿赂钻营谋得发展。

盛宣怀作为铁路督办大臣干了9年。据台湾学者凌鸿勋统计,其间从英国借了1065万英镑,盛宣怀吃回扣5%,折合中国的白银440万两。如此巨贪,还把回扣说成是“国际惯例”。

满清末年,袁世凯遭到排挤,张之洞病逝,盛宣怀这个官商倒成了载沣的心腹。在专家看来,他这种商人思维有两个明显的弱点:

第一,没有政治原则,只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曾几何时,他反对铁路国有化,力陈商办的诸多好处。此时,他又拿出冠冕堂皇的理由要把铁路收上来,显然这都是因为“位子”变了。

第二,迷信金钱以及以金钱为目的的商业规则。在他的思维里,一切事情都由钱而起的,因而也能用钱解决。在他一生中,最成功的经验就是商业谈判,而要想在商业谈判中取得成功,首先是隐藏好“底价”,然后再顽强地讨价还价。

上述这两种思维缺陷用在政治上,最终铸成大错。

载沣曾责成盛宣怀尽早拿出具体方案,可盛宣怀却迟迟不吐口。在他看来,这将是一场邮传部与地方势力的商业谈判,如果一下子亮出了自己的底牌,还有什么可谈的?于是,他在发给各省的电报中,根本就没提接收细节,而是川、鄂、湘、粤四省督抚先清查账目,汇报“家底”。即便在摸清对方家底之后,他也不直陈利害,而是试探性地针对每一个省提一种方案,以便摸清虚实。

如此这般,经过反复的讨价还价,直到9月底,盛宣怀才拿出了呈报载沣的最终方案:

与收回铁路有关的共四个省。广东省:返回股东投资原值60%的现银,余下40%转成国家无息债券,日后择期还清;湖南省、湖北省:商股全部按原值返还现银,另外少量的米捐、租股转成国家保利股票。

此方案一出,基本上平息了粤、湘、鄂三省的保路风潮。最早闹起来的湖南,既然领到了全额现银,就不闹事了。盛宣怀能“照顾”这三个省,主要是因为两湖返还现银很少,各省只有二百多万两,不给也没太大意义。至于广东,等于打了六折,朝廷显然占了便宜。

斤斤计较终促成川人暴动

四川的情况与其他三省不同:一是已经集到的路款达1400万两之巨,即便经历了贪污风波,账上仍余700多万两现银;二是这些钱中有76%属于“租股”——乃是地方政府靠摊派农民强征而来的。

正因如此,在湘、粤、鄂省闹得不可开交时,四川却“尚寂然不无动作”,即使有温文尔雅的抗争,也只是为了要回路款。

《蜀报》主笔邓孝可就频频著文,盛赞铁路国有政策,只要求政府承认和偿还民众的股款,提出了“争款不争路”的口号。其发表的《川路今后处分议》一文,代表了四川绅商立宪派的主流观点。

文章中说:铁路国有可以免除“租股”的扰民累赘,将来政府退还了路款,四川省可以用这笔钱来“办几件至要至善之事”,如扩大川航事业,扶植川省银行,筹谋教育基金,兴办矿产实业等。

川人哪里知道,盛宣怀已经动了把这些钱全盘霸占的贪心。

盛宣怀盘算着,既然76%的钱是来自农民的“租股”,如果中央返还给四川,四川也不会返给农民,只会肥了地方财政,还不如借机把这笔钱征到邮传部手上。

怀着如此念头,盛宣怀对待川汉铁路的态度就与其他三省不同。1911年6月1日,他致电四川代理总督王人文,明确提出自己的方案,核心是原股东的钱一概不退,发给国家保利股票。也就是说,股东们的股权没了,钱也换成了“空头支票”。盛宣怀还强调,其他省全是“商股”,还可以考虑退还现银,你们四川多是“租股”,理应转为国家股票。

按盛宣怀的理解,川汉铁路的问题,实质是那700多万两剩余资金归四川还是归中央的问题,是中央与地方政府争权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是:撤一个硬抗的地方大员,换一个听话的新官。

无奈之中,即将去职的王人文将盛宣怀的电报内容透露给了川汉铁路公司负责人以及四川省咨议局的议长蒲殿俊等。这个无赖的方案一下子激怒了地方士绅。6月17日,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

革命党人,如张澜、吴玉章、龙鸣剑等,历来主张是推翻满清,保路运动刚好给了他们一个发动暴动的平台。而立宪派们,如蒲殿俊、罗纶等人,本主张温和革命,却随着保路运动的一步步发展,失去了对大清的耐心,成了革命党的后盾。四川的“袍哥”,本是帮政府向农民征收“租股”的“黑社会”,铁路国有断了他们的财路,哪能不起哄架秧。

回顾历史,人们或许会说,盛宣怀“不讲政治”,斤斤计较,十足的商人作风,如果当时在川路补偿问题上退让一步,或许就不会弄得天下大乱。

但是,历史没有如果。9月25日后,盛宣怀终于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同意将700多万两现银退还给四川省支配。但此时,全川已遍布战火,人们只想着杀人夺权,已经没有人还关心什么路不路的事了。

可叹的是,在民国政府成立后短短两年间,政府用比国家保利股票更不靠谱的空头许诺,相继收回了湘、苏、豫、晋、皖、浙、鄂等8条商办铁路。

事实上,正如学者萧功秦所论,如果清政府当年不是急切把铁路收归国有,而是“顺从民意”继续让商办公司自行其是,这些公司破产只是时间问题。其结果将是,用不了多久,各省商办公司在业已破产或即将破产的压力下,将会主动要求政府收购路权而实行铁路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