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全国党代会:中共六大

2012年06月08日 02:33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全国党代会--中共六大  1928.6.18--7.11  莫斯科  代表人数142人  全国党员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一个当时最多时拥有9万多名党员的政党,在一个拥有广袤国土的国度里,为什么不在本国召开代表大会,而要不辞辛劳、移师万里,前往遥远的欧洲,在苏联首都莫斯科的郊外召开会议?这次代表大会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召开的?参加大会的代表是些什么人?这次大会发挥过什么作用?产生了什么影响?

危急关头确定召开六大

1927年春夏,是中国革命史上最黑暗的时段。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搜捕和屠杀共产党员与革命群众。7月14日夜,汪精卫在武汉召开秘密会议,确定分共计划。15日召开分共会议,公布《统一本党政策案》,正式与共产党决裂,封闭武汉的工会、农会,疯狂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提出“宁可错杀千人,也不使一人漏网”的口号。汪精卫集团的叛变,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损失。全国其他一些地方,在国民党右派把持和操纵下,也相继以残忍的手段进行“清党”。据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时的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至1928年上半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者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多人。工会会员由革命高潮时期的300万人锐减至几万人。拥有1000多万会员的农民协会也基本上被解散。一时间,黑云压城,血流成河,全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中国共产党和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

30多年后,毛泽东在接见外宾回忆当时的悲惨情景时,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我们共产党就像一篮子鸡蛋,被摔到了地上,绝大多数都被打烂了。当时在全党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被敌人的屠杀吓倒,放弃革命;要么坚持革命,武装反抗。信念坚定的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被敌人的屠杀吓倒,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又继续战斗了。

1927年国共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走上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道路。在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以及革命性质、对象、动力、前途等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上,迫切需要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认真加以解决。

7月12日,中共中央改组,陈独秀离开了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岗位。

为了总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纠正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的错误,确定今后革命斗争的方针,中共中央于8月7日在湖北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李维汉担任会议主席,瞿秋白主持。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讨论党的工作任务,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毛泽东作了重要发言,着重对大革命失败后党必须发动农民和开展武装斗争等迫切问题作了阐述。会议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错误路线,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等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毛泽东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面对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巨变,中央临时政治局提出要在6个月内准备召开中共六大。

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作出《关于第六次全党代表大会之决议》,决定大会于1928年3月初至3月中旬之间召开。由于国内白色恐怖严重,很难找到一个能够保证安全的地方,所以临时会议没有把大会召开地点确定下来。瞿秋白曾提议将会议地址定在澳门,而多数人主张在香港,未能取得一致意见。

考虑到1928年春夏间莫斯科将相继召开赤色职工第四次大会、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和少共国际第五次大会,届时,中国共产党将派代表出席这几个大会,而且中共中央也迫切希望能够得到共产国际的及时指导,中央领导几经权衡,决定把六大放到莫斯科召开,并向设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总部发出了请示电。

1928年3月,共产国际充分考虑了中共和中国国内的实际情况,正式回电,同意中共六大移到莫斯科召开,要求当时的中共领导人瞿秋白、周恩来等提前到莫斯科做会议的各项准备工作。同时还点名要前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出席会议,但遭到陈独秀拒绝。

4月2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开会研究召开六大的问题,决定李维汉、任弼时留守,负责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为留守中央秘书长。

六大代表秘密奔赴莫斯科

1928年4月下旬起,瞿秋白、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和100多位参加六大的代表,冒着生命危险,穿越茫茫的西伯利亚,分批秘密前往莫斯科。代表中,除小部分从上海乘船到海参崴再到莫斯科外,大部分是经陆路去莫斯科的。走陆路的代表为了避开特务跟踪,到哈尔滨后兵分两路,一路由绥芬河过境,另一路经满洲里出境。党的领导机关在哈尔滨设立了接待站,接送过往代表。代表们离开哈尔滨时,每人领了一根折断的火柴棍作为接头的信物。到满洲里下车后,由苏联人驾驶标有“67”和“69”号码的两辆马车负责接送。来人只要交上火柴棍,不必说话就可以上车。然后换乘火车,整整坐7天车才到莫斯科,再由马套车送到开会的地方。

一路上,最为惊险的是周恩来夫妇的经历。据邓颖超回忆,1928年5月初,周恩来夫妇扮作古董商人夫妻,乘坐一艘日本客轮,由上海前往大连,“当轮船刚停到大连码头,我们正准备上岸时,驻大连日本水上警察厅上来几个人,对我们进行盘问。首先问恩来同志是做什么的?他回答是做古玩生意的。又问你们做生意为什么买那么多报纸?我们说,在船上没事可以看看。他们又问到哪里去?回答,去吉林。问到东北干什么?答去看舅舅。他们当即让恩来跟他们到水上警察厅。在那里,他们又详细询问恩来同志出生年月日、学历、职业等。当问到你舅舅姓什么?叫什么?回答他姓周,叫曼青。问他是干什么的?答:在省政府财政厅任科员。他们问你舅舅姓周,你为什么姓王?恩来同志说:在中国舅舅和叔叔是有区别的,姓氏是不一致的,不像外国人舅舅、叔叔都叫UNCLE,因此,我舅舅姓周,我姓王。对方又说:我看你不是姓王而是姓周,你不是做古董生意的,你是当兵的。恩来同志伸出手去说:你看我像当兵的吗?他们仔细端详不像当兵的手,然后开抽屉看卡片,对恩来讲,你就是周恩来。恩来又反问他们,你们有什么根据说我是周恩来呢?我姓王,叫王某某。他们的一系列盘问,恩来同志泰然沉着地一一做了回答。他们为什么怀疑是周恩来,可能与在黄埔军校任职有关,有卡片”。

邓颖超说:“……我与恩来同志分开了。我住进旅馆,等候恩来同志回来。大约两小时后,恩来同志来到我的住处,进来之后,没有说什么话,安然无事的样子。然后,他低声对我说,我们去接头的证件在哪里?要我立即烧毁。我马上找出来到卫生间撕碎投入马桶里。”

“恩来同志被盘问完了,他让警察厅为我们代买两张下午去长春(然后再转吉林)的车票,车票拿到手后,按时去火车站,但上车后发现同我们坐对面的乘客是日本人,用中国话同我们攀谈,我们也同他聊天。当时,已识破他是跟踪我们的。我们在长春站下车时他拿出名片给恩来,恩来应立即回片。实际我们没有名片,恩来装着找的样子,终于对付过去了。到长春后,住进旅馆,恩来同志立即换上长袍马褂,把胡子刮掉,又乘火车去吉林,抵达后没敢直接到伯父家去,先住旅馆,然后写了一封信,请旅馆的人送到伯父家,正好三弟一看就认出是恩来的笔迹,不久就来接我们回家了。我们在伯父家停留两天,我和恩来商定,他先走,到哈尔滨二弟家住,再隔一天,由他三弟陪我赶到哈尔滨会合。”

“可是,我们在哈尔滨接头的证件已毁掉,无法同有关的人取得联系。幸运的是六大代表分批出发,在我们后面还有一批,其中有李立三同志,因此,我每天到火车站等候李立三同志,最后还是等到了,经过同他的联系,再同哈尔滨外国朋友联系上了。这样,我们才离开哈尔滨去莫斯科参加党的六次大会。”

形成文件最多的一次代表大会

斯大林在六大召开前几天,专门抽时间会见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邓中夏、苏兆征等中共领导人,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形势作了较为客观和正确的评价。后来,斯大林又委托布哈林以共产国际负责人的身份召开了一个小范围的政治谈话会。共产国际还专门组织了一个由布哈林主持、有著名的国际共产主义活动家洪贝尔德罗、陶里亚蒂和共产国际驻中共代表米夫等参加的委员会。这些人自始至终参加了中共六大。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州纳罗福明斯克地区五一村的一座旧式贵族庄园召开。参加会议的张国焘后来回忆说:“这所过去属于贵族地主的庄园,虽已陈旧,但还可以看出一些富丽堂皇的痕迹,附近还有一个国营农场,和一些零零落落的农舍,阡陌葱绿,呈现着莫斯科郊外的初夏景色。大会场所设备很简陋,类似兵营。”

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42人,其中有表决权的正式代表为84人。

6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中开幕,党的主要负责人瞿秋白致开幕词,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作题为《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政治报告,周恩来作了组织报告和军事报告,李立三作农民问题报告,向忠发作了职工运动报告,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作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报告。

当时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著有《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一书的盛岳,在谈到“中山大学和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时,写道:大会起初发生的一场争论,也许最能说明代表们思想混乱的问题。一些代表认为,中国革命高潮仍然正在到来,而另一些人争辩说,革命正处于低潮,加以反驳。还有些人在两种相对立的立场中调和折中,宣称眼下还看不到高潮正在到来,但可以看到“一些泡沫”……因为发生了这样一场争论,有个出席大会的人归结说,大会要不是在莫斯科召开,这个争论就会带来大祸,必然会造成党内无法挽回的分裂。然而事实证明,最后布哈林还是设法把两者调和起来,使大会多少还能按照议程有秩序地进行下去。

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会议取得了重大成就。经过24天的紧张工作,大会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农民问题决议案》、《职工运动决议案》、《关于党纲的决议》、《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宣传工作决议案》、《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决议案》、《妇女运动决议案》、《组织问题决议案提纲》、《中国共产党组织决议案(草案)》、《关于组织问题草案之决议》、《军事工作决议案(草案)》、《关于大会宣言问题的决议》等16个决议,以及经过修改的《中国共产党党章》,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组织、苏维埃政权、农民、土地、职工、宣传、民族、妇女、青年团等问题。这使六大成为历次代表大会中形成文件最多的一次代表大会。

中共六大就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前途、形势和策略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代表们认识到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的中心任务是驱逐帝国主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大会尖锐地指出,目前最危险的倾向是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

六大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23人,候补中央委员13人。随后召开的六届一中全会选举苏兆征、项英、周恩来、向忠发、瞿秋白、蔡和森、张国焘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关向应、李立三、罗登贤、彭湃、杨殷、卢福坦、徐锡根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选举苏兆征、向忠发、项英、周恩来、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委员,李立三、杨殷、徐锡根为常委会候补委员。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秘书长。

会议成就与局限

党的六大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和历史条件下召开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取得了重大成就。

六大认真总结了大革命失败和土地革命战争初期革命斗争的经验与教训,明确提出要反对“左”、右两种倾向。大会进一步批评了大革命后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认为其是导致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大会也批评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左”倾盲动错误,认为盲动主义与命令主义是当前使党脱离群众的最主要的危险倾向。

六大对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存在严重争论的根本问题,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它集中解决了当时困扰党的两大问题:一是在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问题上,明确指出现阶段的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引起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二是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明确了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即低潮时期,革命的发展具有不平衡性。大会根据对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的较为正确的分析,确定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准备起义,而不是立即举行全国性的起义。党的中心工作不是千方百计地组织暴动,而是做艰苦的群众工作,积蓄力量。这两个重要问题的解决,基本上统一了全党思想,对克服党内存在的“左”倾情绪,实现工作的转变,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肯定中共六大的成绩和贡献的同时,也应看到中共六大存在的历史局限性。党的六大对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中国革命的敌人、党的工作重心等问题认识不足。在选举中央主席时,由于过分强调工人成分和对知识分子的偏见,加之共产国际定的基调与苏联的干预,最终在周恩来、向忠发两人中,选择了工人出身的向忠发。这样,向忠发被推举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主席,成了党的最高领导人。后来的事实证明,向忠发无法驾驭党的全面工作,不能起到应有的领导作用,在党内只是一个摆设。这也是六大后李立三能掌握中共中央实际权力,“左”倾冒险错误在中共中央占统治地位的一个原因。

这些局限性并不能掩盖党的六大本身主要方面和路线的正确性。在六大以后的两年中,全党贯彻六大路线取得较大成绩,革命力量得到了恢复,中国革命出现了复兴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