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重整文化部:不要把“批邓”作为考查的标准

2012年06月20日 02:49 党史博览

“镇”得住美国,未必能镇得住文化部;搞得好治安,未必能理得顺笔墨官司

文化部是“文化大革命”中受灾最重的部门之一。十年浩劫中,文化部因被称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而多次遭到“革命”,并由“四人帮”严格控制。邓小平在第二次复出时曾就军队、教育、文化等领域开展过全面整顿,但限于当时的政治局势,要想彻底改变极“左”的文化思潮是不可能的。可群众对舞台上只有几个样板戏、书店里只有几本小说的枯燥局面早有意见,对“四人帮”爪牙控制的文化部十分反感。动乱结束之后,邓小平再次复出,在中央领导研究分工时,他自告奋勇分管科学教育,十分重视文化建设工作。文化部是被“四人帮”破坏最厉害的部门,积重难返,最需要一个既有资历又有文化素养的领导去管一管。邓小平是个念旧情和重实你的人,每遇重大事件需要派出关键性人选时,他总会首先想到曾经在兰起工作过的同事或部下,他熟悉他们了的能力和特长。几次会议商讨之后,邓小平的老部下黄镇成了文化部长的第一人选。

作为外交家的黄镇,人们已经相当熟悉,而作为“文化人”的他,可能少有人知。17岁时,他就到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美术,受到刘侮粟等人培养。他还在新华艺术大学读书,研究和从事艺术教育。在红五军团担任宣传干事的时候,他编写歌曲,编辑剧本,写标语,绘画,并且参加唱歌、演戏,领导“猛进”剧牡。他曾参加《杀上庐山》的戏剧演出,上台演过蒋介石。在长征途中,他写了不少歌剧和话剧,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英勇上前线》和《破草鞋》等。他在长征中还创作了许多写生画和漫画,汇成《长征画集》,曾由萧华带到上海,交给阿英,改名《西行漫画》出版,在国内外都产生很大影响。

抗战时期,黄镇担任一二九师政治部副主任,协助邓小平做了许多政治工作,其中也包括文化工作。全国解放后,他成为首批被毛泽东派出的将军大使,从匈牙利蓟印度尼西亚,从法国到美国,他的主要精力都用在复杂的外交工作中,只是闲暇时才写写字画点画,多数送铪了求字求画的人,对于重操文化“旧业”,确实也没有多少思想准备。而且就其个人愿望来说,他也不想离开熟悉的外交部。

1977年,黄镇从驻美联络处主任的职位上卸任回国后,华国锋和李先念就找黄镇谈话。

李先念说:“你还是到文化部来吧。”

黄镇眉头一皱,不太情愿地说:“我建国以来就在搞外交,文化工作早就生疏了。还是让别的同志搞吧。”

李先念不肯松口:“老干部懂文化的,数来数去只有你了。”

华国锋也说:“你有部队政治工作的经验,又有外交工作的经验,本身也是个文化人。虽然建国后没有在文化艺术界工作过,但可以使你更超脱。中央挑选你去是经过仔细考虑的,你去最合适。”

黄镇沉思不语。李先念继续做工作:“你是老将出马一个顶仨。”

华国锋说:“文化部是重灾区,我想也只有你这样的老干部才能镇得住!”

“好,我干。”黄镇说,“权当再作一次长征吧。我要干就得雷厉风行。捆住手脚我可不干!”

“你放心。”李先念高兴地仰在沙发上,开玩笑地说,“你是特命全权‘文化大使’!”

同时被调到文化部的刘复之也是邓小平的“熟人”。“文革”前,他是公安部副部长,“文革”中被迫害关押多年。1938年12月至1941年1月,他在邓小平身边当秘书。1940年4月,成立以邓小平为书记的太行军政委员会时,邓小平又指定刘复之为军政委员会的秘书,以后当主任秘书。当年4月,邓小平在山西黎城北社村参加了著名的“黎城会议”。刘复之作会议记录。邓小平向人介绍时总喜欢称刘复之为“知识分子”,但刘复之自己总是“不敢当”,因为那时他才24岁,文化程度也不高,顶多算个“小知识分子”。现在将他调到文化部,担任常务副部长职务,心里也是忐忑不安。

黄镇、刘复之要来文化部当部长、副部长的消息一传开,文化部立刻炸了锅。多数人认为:专门把老资格的文化人黄镇从美国调来,中央英明!也有人担心:调来个老革命,再加上个老公安,这不是要拿咱们开刀?个别人也在观察黄镇、刘复之:“镇”得住美国,未必能镇得住文化部;搞得好治安,未必能理得顺笔墨官司,文化部这个“码头”可不好占……

1977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委员、中宣部第一副部长兼文化部部长黄镇头一天到文化部上班,面对欢迎的大标语和情绪高涨的人群,他没有说一句豪言壮语,而是挨门走访每一间办公室。他需要的是行动。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黄镇和刘复之等一上任,便全身心地投入了整顿。根据调研结果,他们决定先解决几项大事:第一,整顿队伍。该调出该调进的,既要慎重又要干脆利落,领导权必须掌握在立场正确、“文革”,中没有问题的同志手里。第二,抓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批判“四人帮”在“文革”中散布的极“左”思潮和种种谬论,及时清除“四人帮”流毒。第三,整顿秩序和开展业务。建立、健全各种规章制度,克服各种混乱现象,组织和扶持重点的文艺创作,清理积压的创作作品。第四,贯彻“双百”方针,树立民主、团结、奋发图强、兢兢业业的新风气。

邓小平强调:不要把“批邓”作为考查干部的标准

1978年8月19日上午10时,黄镇与刘复之来到邓小平的住处。邓小平看上去精神矍铄,身板结实。他请两人坐下,问黄镇:“你要下去吗?”

黄镇点头答道:“我还没有下去过,过几天想到西北去。”

刘复之补充道:“还是毛主席说的,部长一年要下去三分之一。”

邓小平说:“出去不仅要了解文化方面的情况,各方面的情况都可以了解一下;”

黄镇说到正题:“向您汇报一下我们运动和工作的情况。”

文化部新领导上任8个月来,按照邓小平的要求,用“高压锅煮夹生饭”的办法,雷厉风行地摘揭、批、查,立案审查处理95人,未立案而需要说清楚的338人,打破了林彪集团和“四人帮”在文化系统搞的帮派体系,推倒了他们强加给文艺界和文化部门的所谓“黑线专政”、“旧文化部”等不实之词。“文革”前和“文革”中遗留的2882起案件正在复查处理,414名错划右派正在改正,为一大批同志平了反,落实了政策。电影、戏剧正在快上。全国内部礼堂、俱乐部正在向社会开放。中国画研究院正在筹建……

邓小平赞许地点点头:“搞得不错嘛。”

黄镇说:“清查运动基本结束了,工作上的问题很多,下一步要用大力抓一下。”

邓小平说:“各协会要搞起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听说,你请老作家吃饭了?”

“是请老画家吃了顿饭,某些内部矛盾缓和了一点。过去有的人成了一辈子冤家,只能慢慢调解。”

“老账新账都要实事求是对待。过去本来错的,翻它有什么意思?大事情弄清就行了。过去批评错了的也有,因为主席是根据间接得到的情况说话的嘛。最近,东北说,有个案子是我过去批的,我说,不管是我批的,还是谁批的,不对的都可以推翻……文化部是‘四人帮’插手的一个重要方面,被搞得乱七八糟。”

“这次清查,受查的95人,敌我矛盾大约10个左右,其余都是犯政治错误、犯严重政治错误的,大多数从宽处理,要给点处分。说清楚的同志,一般就不给处分了。”

“这些人不要放到重要岗位上了,其中好多人也并不是懂行的人。”邓小平特别交代,在清查工作中不要把“批邓”作为考查干部的标准。他说:“只是表现一般的就不要追究了。表现一般的和表现特殊的要区分开。”

“我们最近准备再开一次干部大会,把清查运动总结一下,工作总结一下。提出‘一批’和‘三整’,‘三整’即整顿思想作风、整顿组织’、整顿和建立规章制度,由刘复之、周巍峙同志和我三个人讲,文化部有很多坏风气,要整顿。”

刘复之补充道:“比如党委会一散会,小道消息就透露出去了。”

邓小平吸了口烟,烟雾喷得很长,说:“这是十多年搞成的一种坏风气,不仅文化部,哪里都有这个问题,什么秘密都没有。”

黄镇翻了一下笔记本,说:“我们搞了个几年规划设想,工作上要抓上去。”

邓小平颔首道:“就照这么办;搞个几年规划,调动积极性,总得两三年才能出成果。也急不得。”他朝墙边的书架扬扬手,说:“我这个书架上摆了这么多‘文化大革命’后的小说,干干巴巴,读不下去,写作水平、技巧都不行,一看开头就知结尾了;电影也是这样。”

黄镇说:“‘文革’前自己的故事片600多部,正加快复审,绝大多数可以陆续复映,还有外国片子800多部,大约有一半可以复映或公演。群众对外国影片只准机关内部看,老婆孩子都可以看,群众看不上,意见很大,为此事,群众把经委礼堂的玻璃都砸了。”

刘复之颇有同感:“有些外国片是名著改编的,书都重新出版了,片子不公演,群众反映很大,如《悲惨世界》,是雨果名著嘛。”

黄镇接着说:“我们计划到明年12月,一般一周放映一部老片子,一部外国片子,争取放一至两都新片子,京剧、地方戏的片子争取一个月放映两三部,今年我们计划拍46部影片恐怕完不成了。有帮风派气的坚决不放了。”

“这种电影,看了使人讨厌。”邓小平以他惯有的直率说道,“现在是,题材单调,如写农村,就只突出一个贫雇农,一个搞破坏的,未了开个大会,就完了。这些事,你们去摘,我没有意见。”邓小平谈及一个重要话题:“理论问题,波及文化部没有?”

黄镇回答:“没有直接波及。我们是清楚的,党组开过会,务了务虚,党组六个人观点一致。”

邓小平又燃起一支册,用手驱赶了一下烟雾,讲了很长工段话:“理论问题,有两篇文章,一篇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篇是劳动分配的文章,先念同志看过,我也看过。它们实际土是强调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是驳不倒的。我讲要完整地准确地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有人反对。问题是从‘两个凡是’来的,那时,我还没出来。主席没有讲过的话多得很,比如要引进几百亿美元的先进技术项目,不解决这个问题,怎么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敢干,正视现实,敢于提问题,敢于想问题。文化领域必须解决读物的问题,要有东西给人看,人家就不去看《少女之心》了。现在,文化生活贫乏,太贫乏了,文化部任务大。人们上班之前,下班之后,没有什么文化生活,那怎么行。体育也应活跃起来。电影不够,读物很少,我一天看文件,就想看看小说,看看电影,换换脑筋。我们还有点特权,普通群众想看电影连票都买不到。文艺领域队伍要扩大,要培养人才,培养新作家。现在写作手法、电影镜头,水平都太低了,比香港片子差得远。题材很单调,听说最受欢迎的是《枫叶红了的肘候》,轰动一时。我看就是因为是新的题材。过去,总是不让讲反面人物,主席讲过,没有讽刺,就没有相声小品……”

黄镇插了一句:“话剧比电影好点。”

“文化也是行业,是个领域,是为劳动者服务的行业。生产发展,精神需要就大了。有了钱,人们要看戏,看电影,要艺术品装潢一下自已的家,柜子里要有点东西,要买点书。甚至要有点花,这样,反过来又刺激其他行业发展……作品中不敢写恋爱,怎么能没有恋爱?不要摘庸俗的黄色的就是了。但思想不解放,就是不敢讲。”

快到午饭时间了,邓小平站起来,和黄镇、刘复之握手告别。他手握得很重,目光深邃冷峻:“看来,你们文化部队伍的整顿有点希望。文化工作要发展,肯定会出现一些新人物来。”

“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针的确立

细心的人们发现,1978年6月13日的《人民日报》中,有一篇引人注目的文章,标题是《认真调整党的文艺政策》,署名为“文化部理论组”。文章在对“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阐释上,首次强调“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而舍弃了多年沿用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提法。文化人很看重这几个字的变化,因为它涉及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对于今后的文艺创作方向十分重要。但也有一些人并不赞成这种改变,他们质问道:“文艺不为政治服务为谁服务?哪个时代不是文以载道,道不就是政治吗?”

于是,一场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大讨论在文艺界讨论得十分热烈。

这场大讨论,在文艺界领导及中央主管领导中也引起广泛的重视。1979年3月,时任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在中宣部例会上明确提出,不再用“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提法。稍后,在周扬为第四次文代会的报借稿所起草的提纲中,对如何吸收这次讨论的成果、正确阐述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也是考虑最多的一个问题。胡乔木甚至认为,能否正确阐述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是开好文代会的“关键”。

1979年10月召开的第四次全国文代会,是文艺界经历10年浩劫之后的第一次盛会,也是邓小平复出之后第一次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同广大文艺工作者见面的盛会。

邓小平一走上讲台,全场就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此后,在他的整个讲话冲,全场一次次地响起了热烈的、暴风雨般的掌声。邓小平所作的祝词,郑重地舍弃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提法,他说:“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节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

一位与会的评论家缪俊杰后来描述道:“我记得,当时在人民大会堂开文代会是‘对号人座。’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位满头白发、身躯瘦小的长者。我当时并不认识这位长者,我觉得他有点‘怪’。每次他都是找到位置就坐下,从不跟人讲话,台上的人作报告或发言时,他总是闭目养神,或伏案瞌睡,既不抬头,更不鼓掌。但我注意到,在小平同志讲话时,到关键处,他微微睁开眼睛,高兴地鼓起掌来。我当时不讲识这位长者。会下打听才知道,他就是著名作家沈从文。沈从文长期被打入‘冷宫’,他对文坛的冷淡是可以理解的。经过那么多磨难,几乎心如死水的沈先生,听到小平同志讲话,也高兴地鼓了掌。我想,这是他由衷的掌声,不是敷衍,不是髓大流,更不是任何人强迫的。沈先生的鼓掌可以代表文艺工作者的心声。”

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讲到文艺工作者的责任时,代表党中央清楚地解释说:“我们坚持‘双百’方针和‘三不主义’,不继续捉‘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但是,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就是政治。”

邓小平讲话后,在胡耀邦的主持下,中宣部召开过几次会议,传达学习邓小平的讲话,讨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试图为新时期文艺提出一个新的口号。

在有理论界和文艺界参加的会议上,与会者对邓小平提出的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意见一致赞成,但对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以及新口号的提法上有很大的争议,有的人甚至认为“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应该继续用。与中宣部的几次会议相伴随,报刊上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也如火如荼。

1980年3月,由文化部主持的全国省、市、自治区文化局长会议召开。黄镇代表文化部作了报告,副部长刘复之作了总结报告。在黄镇的报告和刘复之的总结报告中仍然提出,文艺工作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黄镇的报告说:“党中央一再指出,全党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是党在现阶段的总路线、总任务,是关系祖国前途命运的千秋大业,是最大的政治。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说文化艺术工作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就是要为这个最大的政治服务,为这个最大的政治目标服务。”

这个说法,虽然有了文艺是为“四化”建设这个最大的政治服务的前提,但其实质还是以前的“文艺为政治服务”口号的重复。而周扬仍沿用邓小平在文代会祝词的提法,与此提法形成矛盾。

5月,全国文艺期刊编辑会议在北京召开。新上任的中宣部部长王任重到会讲话。在酝酿这个讲话稿时,胡耀邦、胡乔木、周扬、黄镇、贺敬之及王任重等人就文艺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的提法问题,多次认真讨论,最后取得了一致的意见:以周扬所提的新口号为准。

为避免混乱,中宜部决定将黄镇的讲话重新修改,重新下发。修改黄镇讲话的任务由中宣部副部长邓力群负责。5月6日,邓力群完成了修改,并在给王任重的信中作了说明:“此件遵示作了修改,特别是第11页和第17页作了原则性的修改,使之同小平同志的祝词和中央的通知的提法一致起来,以免卞面无所适从,是否妥当,请审定。”

5月22日,王任重看完邓力群的修改稿后,将题目《繁荣文艺创作,调整文化事业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服务》中的“四”改为“现代”二字,并致信黄镇,表达了自己的意见。

5月24日,黄镇看完报告,同意按此下发。

中宣部在转发这个报告的通知中,对“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内涵也作出解释: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含义是,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含义是,为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的根本需要服务。

因为不再转发刘复之的总结报告,为了避免引起争议,文化部为此,发了一个通知,要求各地按照修敢过的黄镇报告的提法为准。

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社论,正式提出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代替原来的“文艺从属于政治”或“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社论明确写道:“党中央提出,我们的文艺工作总的口号应当是: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社论指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口号概括了文艺工作的总任务和根本目的,它包括了为政治服务,但比孤立地提为政治服务更全面,更科学。”社论最后提出要求:“我们希望各级党委严格执行党的统一时文艺方针政策,坚定不移地贯彻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方向。”

“二为”口号的提出,是党的文艺政策的重要调整,是文艺界拨乱反正的极为重要的一步,也是邓小平对文化事业关心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