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城最后一个“放午炮的人”

2012年05月28日 09:02 西安晚报

在古代,“暮鼓晨钟”是记录和传达时间的一种方式。在盛唐的典籍里,就有了“敬时楼”(钟楼)的记载。那时的“敬时楼雄踞于承天门外、迎祥观以右”,位置相当于今天的广济街口。今天的西安钟楼是明代万历年间迁建于此的。

在大清朝手上,西安城有放“午炮”的习俗,向人们报时。在钟表没有传到西安的时候,放午炮依据的是日昝,等到钟表传到了西安,放午炮就依据的是钟表。每天正午12时,西安市区便可听到一声炮响。那时市区的车辆不多,也没有制造噪音和污染的工业和重工业;那时西安城属于农业和手工业城市。所以,午炮的声音传播得很远,东至灞河桥、西至三桥,都能听到午炮的声音。城里城外的庄户人、手艺人,学堂、钱庄等都跟着午炮的声音作息。午炮响过,学堂开始“放羊”(那时把学生放学叫放羊),钱庄开始歇晌,手艺人听到午炮响,担担的放下挑担,弯腰的直起腰杆,放下手里的家什开始张罗着“吃晌午”(吃中午饭)。

1972年,我在阿房宫电影院门前看到了穿着挽裆棉裤的“麻子老伯”,他是西安城最后一个“放午炮的人”。麻子老伯很风趣,有着一双清澈的大眼睛。许是过去放午炮震聋了他的耳朵,他保持着大声说话的习惯。他的名字很确切,清清楚楚就写在脸上——他的脸上罩着麻坑,使他的脸像九筒一样呈现“满天星”的样子。麻子老伯对我说:“清朝亡了,所有的清规戒律一夜间成了废物。但‘放午炮’的传统保存了下来。”

麻子老伯做了民国的第一任“炮司令”,他认为占住了“午炮”,就无疑是端上了铁打的饭碗,就算吃上了雷打不动的“皇粮”。

“光复”之后,新名词满天飞——庙院改成了学堂,衙门改称政府了,城坊里废弃了约长制改设保长制了,男人不再蓄辫子了,女人不再缠小脚了,时辰改称时间了。

大清朝手上是一对有品有阶的在旗夫妇伺候“时辰”,夫妇二人都被炮声震成了聋子。进入民国,改由麻子老伯给西安百姓“侍候时辰”。每月饷银四两,另把满城以北的二亩官地划归麻子老伯夫妇名下耕种,另在春秋两季为麻子夫妇缝“司辰礼装”一套。麻子老伯说:“在点炮以前,先得给时晨老人家把‘献饭’供上,然后跪在时晨老人家的塑像前,静等太阳当顶……”

从1911年后至1926年放午炮的地点就在老满城西南角的城墙上。1926年“拆满城西南城墙”之后,放炮就改在了长安县衙门前(西大街社会路口偏西)。所谓“炮”,其实不过是一根黑铁筒子,其形状就像现今的下水道管子,粗约十五厘米,长不到一米。每日午前,麻子老伯将火药填进炮筒,再把硬木塞子砸进炮筒,然后将炮筒直立在地上,静等时辰的到来。由于放午炮使用的是“一硝二磺三木炭”的黑色火药,所以,麻子身上的“司辰礼装”一年四季都是黑色的,脸也抹得黑一道、白一道,很像哪咤。他的老婆在他们开始“放炮”不久就被震聋了。他的老婆手里捧着双马蹄铃闹钟,远远地站在一旁,距十二时差一分时开始点火,火点着后,麻子老伯用两只手捂住耳朵,退到距“炮”五六米远的地方。只听轰隆一声响,那炮从原地弹起约两尺高,然后咣啷一声落在地上,炮口窜出经久不散的硝烟。

终日和火药打交道,危险自然难免。1934年清明,麻子老伯和老婆回冰窑巷家中给先人烧纸,由年满二十岁的儿子“伺候时辰”,儿子在“时辰祠堂”烧坑,不慎引爆了隔壁火药库的火药,炸得小儿“飞上了天”!麻子老伯说儿子得罪了“时辰老人”,“不敬时辰老人”,“放炮的时候说了脏话”!“这是时辰老人家对他的惩罚”。

麻子老伯说:“进了民国,西安人的时间就没有准过!”因为,抗战开始,麻子老伯沾染上了赌博和抽大烟,为筹赌资,麻子老伯“常常偷着把火药卖给山里面修桥筑堰的财东”,所以,西安城自抗战开始,午炮报出来的时辰往往不够准确,有时太阳都偏头了,午炮才响;也有午炮彻底就不响的时候。1945年,麻子老伯夫妇因贪污火药和吸食大烟土,被革职查办。

后来,钟表慢慢普及。1952年,午炮彻底哑了。不知不觉中,午炮静静地变成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