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服饰改革 告别森严的等级制度

2011年07月01日 10:18 图骥网

民国初年中国人的着装,据1912年3月的《申报》记载,当时出现了“中国人外国装,外国人中国装”,“男子装饰像女,女子装饰像男”,“妓女效女学生,女学生似妓女”,以及平民穿官服、官僚穿民服的现象。封建王朝的灭亡,等级制度的消除,瓦解了中国坚如磐石的衣冠体制。民国迎来了一个长袍马褂和西装并行、服饰开放的时代。

在中国,穿衣曾是一件难题

清朝末年,维新派代表康有为为推行新政,曾提出变更服饰,收获的却是“马上打天下”的满清官员们的一片嘘声。因为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上,穿衣从来都是一个政治问题,与统治紧密相连,岂能说变就变。

辛亥革命断送了清王朝,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社会发展进程,对普通百姓来说,最直接的改变莫过于男人剪辫、女人放足。而身份等级制度的废除也引发了服饰变化。

民国元年,迁至北京不久的民国临时政府和参议院颁发了第一个服饰法令,即《服制》。该法令大胆地将西式服装引进中国,将燕尾服确定为大礼服,配有西式白衬衫、背心、黑领结、白手套及黑色高筒礼帽和黑色漆皮皮鞋。西装也被定为民国男子的半正式礼服,西服与背心、西裤构成三件套西装。由于洋装的原料多用进口呢绒,少用国产的棉布和丝绸,因此助长了外国商品在中国的倾销,而导致国产丝绸等面料滞销。不过由于西装面料很贵,当时社会上最普遍穿着的依旧是长袍和马褂,这也使得西装革履与长袍马褂并行于民初的政治社交场合。

直到20世纪20年代,中西合璧的中山装诞生了。很快,中国男子服装演变成长袍马褂、西服、中山装三分天下的局面。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新的《服制条例》,国民礼服将燕尾服废除,而将袍、褂定为男子礼服。

清末民初,女学兴起、女权运动也反映到了女子服饰上。从秋瑾式女人男装的装扮,到蓝衣黑裙的女学生制服,以及受留日女学生影响演变出现的束腰紧身、元宝高领、微露小臂的“文明新装”,女子服饰的发展冲破了封建樊篱对女子的种种规范。女子在实现自我解放的过程中,也推动着社会革命向前发展。

西装兴起 催生广州“洋服一条街”

广东省工艺大师、广东文艺职业学院副教授周国屏说,民国初年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期,旧的东西死而不僵,新生的方兴未艾。人们在政治和思想上获得解放,但仓促之中,成熟的中式服装尚未出现。“辛亥革命前,由于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文华在中华的传播影响,虽然已有人带头‘洋化’,但并没有得到社会舆论的支持,也就没有形成一种社会风尚。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确立,为这种‘洋化’提供了有利的社会条件。”周国屏指出,西装的流行是服饰洋化特点最明显的标志。民国初期,从政府官员、留学生、洋行职员到普通工人,都把西装视为不可或缺的标准装。

广州洋服店出现的时间不算早,1910年上海的南京路上已经出现了颇具规模的洋服店,而苏州则更早,1879年开设的李顺号洋服店被认为是中国第一家洋服店,虽然广州到上世纪20年代才有洋服店的史料记载,但有意思的是1925年7月8日的《广州国民日报》上已经有一则广州第一家洋服店的广告,上面画着一位拿剪刀的裁缝师傅,说明这家位于广州繁华路段广大路的亚细亚洋服公司“特别聘请了从美国毕业的裁缝师傅梁浩福以及广州着名的裁缝师傅亚聋”。

上世纪30年代左右,广州的达官贵人兴起定制西装的热潮,那时候西装和礼服等都被叫作洋服,北京路边的昌兴街上就形成了洋服一条街,专门制作新式的洋装,在多宝路、宝华路、十六甫东四巷等地有许多裁缝店,为人们度身订造西装。

周国屏介绍,当年广州最有名的是昌兴街的“金陵洋服”和下九路的“信孚行”两家,“信孚”的老板邓月波不仅精明能干,还会讲英语,经常与洋人打交道。那个年代,沙面外国领事署官员及附近粤海关高级官员、洋行高级职员都会订购“信孚成记”西服。而对于普通人来说,西装绝对是可望不可及的奢侈品。在上世纪40年代,一个普通人的月收入才30元左右,而一套比较好的定制西装手工需要五六百元,如果面料采用进口的英国绒布则再增加四五百元,1000多元的价格证明了西装的奢侈地位。

“信孚行”洋服店和很多广州老字号一样,解放后经历了公私合营、改制、改革,并曾一度易名为“东方”服装店,并从沙基搬到下九路。从网上看到它最近的新闻是1999年3月广州市纺织品公司将华强贸易公司并入“信孚”,复名信孚服装商场。但是走遍上下九,只看到纶章公司的招牌,而“信孚”老字号却寻不到。问及旁边的店家及路人,众人也都一脸茫然。信孚老字号早已淡出了人们的记忆。

孙中山推陈出新 中山装西服长袍三分天下

民国元年,参议院仿照西方各国,颁布了男女礼服的形制。男子礼服分大礼服和常礼服两种,而女子的礼服则采用传统的上衣下裙样式。随后,又陆续颁布了地方行政官、外交官、警察、陆军、海军、检察官、监狱官等人员的服制。“以政府法令形式推行的,带有一定强制性的服饰更制,对于传统的等级服制的冲击是极其猛烈而有效的。”周国屏介绍,原先局限于知识界、工商界的服饰变革迅速向社会中下层的普通民众,人们的服饰观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1923年,在广州任大元帅的孙中山觉得西装不但式样繁琐,穿着不便,而旧式的长袍马褂又不能表现人民时代精神,于是他主张以南洋华侨中流行的上衣样式“企领文装”为基础,在企领上加一条反领,代替西装衬衣的硬领。

孙中山将自己的设想告诉了他的挚友、着名裁剪师黄隆生。他根据孙中山的要求,裁制了世界上第一套中山装。此衣服既有西装的硬领,又将“企领文装”的三个暗袋改为四个明袋,下面两个明袋改成可因放进物品多少而胀缩的“琴袋”。黄隆生设计的裤子是这样的:前面开缝,用暗纽,左右各一大暗袋,前面一小暗袋(表袋),右后臀部挖一暗袋,用软盖。这样的裤子穿着方便,也很适用携带随身必需品。

周国屏介绍,中山装体现了传统到现代的过渡特征,由于孙中山的亲自带头,政府官员的表率,中山装很快流行开来,甚至普及到了一般的中小县城,很快演变成长袍马褂、西服、中山装三分天下的局面。特别是到后来1929年国民政府通令将中山装定为礼服,并赋予其“革命”的含义之后,中山装在热血的青年中,更是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时尚服装。

西关小姐的潮流 改良旗袍尽显曲线

民国初期,由于国民政府的建立而成为南中国政治中心的广州,其活跃的政治气氛与相对稳定的环境带动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城市的社会生活也处于十分生机勃勃的状态中,市民们不仅热心关注政治发展,积极参与市政建设,同时也对社会生活、交际娱乐充满热情。

民国初年,妇女服装仍保持着上衣下裙的形制,政府也规定女子礼服为上袄下裙。后来,受西方生活方式的影响,妇女们领悟到“曲线美”的道理,在裁制衣服时改变了传统女服的胸、肩腰、臀完全呈平直状态,服装日趋华丽,出现了很多奇装异服。

出生于西关名门望族、今年已85岁的“西关大少”邓圻同老先生告诉我们,“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广州,无论是达官贵人的太太、小姐,还是学生、家庭主妇,都喜欢旗袍。上下九一带就有很多裁制旗袍出色的店铺,西关小姐穿着的旗袍多为绣花绸缎料,旗袍打腰褶、胸褶,以突出女性曲线美。除了旗袍外,还流行白衫黑裙、灰衫黑裙。广州学生大多穿灰色的上衣,黑色的裙子,一般劳动妇女则穿短袖衫。”

旗袍最先在广州出现,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和宋庆龄最先着中山装与旗袍,使得旗袍随之成为各阶层女性追逐的时尚,继而推广向全国。“西关小姐”的服饰始终走在时尚的前沿,甚至超过了当时的时尚大都上海。民国期间的“改良旗袍”最大的改变在于,袍腰不断收缩,女性身材的曲线终于全部显露出来。一些旗袍腰身最后竟窄得要吸气才能扣上纽扣。此外,旗袍的长度也缩短了、袖口也收窄了。传统旗袍配穿长裤,开衩处很浅,仅可见绣花的裤脚,民国旗袍内着内裤和丝袜,开衩处露腿。民国旗袍面料较轻薄,装饰亦较简约,淡雅合体。

上世纪二十年代,“西关小姐”将这种新式旗袍再次改良,旗袍在长短、宽窄、开衩高低以及袖长袖短、领高领低等方面不断翻花样。一时衣长及地,袍底落地遮住双脚,称为“扫地旗袍”;一时又缩短至膝盖,后来袍衩越开越高渐渐及膝部高到大腿。由于有人反对,袍衩一度回到膝盖以下。但舆论压力一减小,袍衩又迅速升高,1933年后流行大开衩旗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