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评南昌起义中的朱德

2012年06月11日 03:35 史学文苑

对于南昌起义中朱德所发挥的作用,周恩来曾评价说,“朱德是一个很好的参谋和向导”。起义前夕,朱德详细了解敌兵力分布情况,精心绘制南昌市区地图,并掩护起义军领导人抵达南昌。起义军主力南下潮汕失利后,朱德率起义军余部历经种种艰难曲折,把党培育起来的一部分精华保存下来,并发展了新的武装力量,将拥有1万多人的革命武装带上井冈山,为中国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这些都与朱德成功开展对其同学的统战工作是密不可分的。

1927年1月,时任国民革命军杨森第二十军党代表的朱德,离开该军到了武汉。朱德遵照中共中央军委指示,前往南昌,转到当时正驻扎在南昌一带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朱培德部工作。朱德同这支滇军部队的高级军官们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军长朱培德和师长王均、金汉鼎等都是朱德在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同学,以后又长期在滇军共事,交情很深。另外,朱德还有一些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同学当时也在江西及其周边活动,例如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二十七师师长杨如轩和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军长范石生等。朱德充分借助其在滇军中的声望与同僚旧谊,巧妙开展统战工作,逐步发展壮大了革命力量。

“模范二朱”再度“合作”

朱培德(1888—1937),云南陆丰人,云南陆军讲武堂丙班毕业生。在讲武堂就读时,朱培德与朱德品学兼优,表现出众。每逢遇到外国领事到讲武堂参观,总办李根源总是从学生中指令这两人出来指挥。他俩配合默契,指挥有方,时称“模范二朱”。

1927年初,“模范二朱”在南昌会面,两人无话不谈。朱培德向朱德倾诉:“我部在同孙传芳部主力激战中伤亡很大,现任中、下级军官几乎半数以上都是临时递升起来的,对于军事技术、政治思想的水平都较低落,有亟待整训提高的必要。”朱德听后,敏锐地捕捉到朱培德想急于扩充部队、培养大量军事骨干的心理,于是他向朱培德建议成立一个军官教育团。朱培德欣然采纳了这一建议。在朱德的主持下,军官教育团的组建工作很快就绪,地址设在南昌永和门内的原江西陆军讲武堂,朱德被任命为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1927年1月,学校开始接收学员,“到1927年2月,接收的学员有1100多人”。军官教育团的教学内容包括军事和政治两个方面,朱德在注重军事训练的同时,尤其注重提高学员的政治思想觉悟。很快,每个连队都秘密建立起共产党小组,并积极发展党员(有的连队共产党员甚至占学员的1/3)。而当时江西的工农运动正在高涨,不少工农干部还参加了教育团举办的短期培训班,郭沫若、曾天宇、方志敏、邵式平等常来给学员们讲课。教育团虽然名义上隶属于国民革命军第三军,但实际上受中共中央军委和江西省委的领导,成为培养军事人才的一个重要基地。培养的学员当中,中共党员多达数百人,在南昌起义及以后历次革命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27年4月7日,朱培德就任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仅隔两天,他就任命朱德为南昌市公安局局长。如此一来,朱德一手抓军官教育团,一手抓地方治安。期间,他曾率教育团和工人纠察队收缴了蒋介石留驻在南昌牛行车站的宪兵团的枪支,攻打过蒋介石特务组织所把持的国民党江西省党部,逮捕了程天放等反共分子。有力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为后来南昌起义的发动清除了一大障碍。而当时朱培德的政治态度可谓微妙:他同蒋介石有矛盾,武汉国民政府刚委任他接替李烈钧担任江西省政府主席,革命势力同反动势力在江西已形成尖锐对立,“朱培德在中间就采取了中立态度,他对于革命不反对,可是对反革命者也不离开”。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郭沫若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尖锐指出蒋介石政权已成为代表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等一切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朱德读后则一再催促郭沫若尽快发表。熟料,朱培德竟然先在军中印发了这篇檄文。蒋介石“清共”命令下达后,朱培德原打算只把担任政工职务、已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礼送”出境,无奈待在第三军的140多名共产党员身份全已暴露,迫于形势,他只得将这些共产党员全部“礼送”出境,朱德也在“礼送”之列。不过此时,朱培德尚没有向共产党人举起屠刀,其间朱德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拜把兄弟”续写真情

金汉鼎(1891—1967),云南江川人,云南陆军讲武堂特别班毕业生。在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中,金汉鼎、朱德皆以骁勇善战驰名军中,在四川叙府一带曾传诵着“金朱支队惹不得”的民谣。两人并肩战斗,相互支援,他们不仅是拜把兄弟,更是生死与共的手足。

1927年初,朱德与金汉鼎阔别5年之久后在南昌重逢,往事悠悠,感慨颇多。金汉鼎携夫人王懿清热情地把朱德请入家中,谈笑风生。朱德讲述了他在马克思故乡德国、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所见所闻。金汉鼎听罢,感到前所未有的奇妙与新鲜。当谈及中国革命的出路时,朱德则坚定地表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想利用一个军阀打倒另一个军阀,中国革命是永远不会成功的。”金汉鼎虽然对其中有些话语不甚了解,但他能体会到老同学心中存有的“鸿鹄之志”。长久的离别不仅没有冲淡两人的感情,反而使他们觉得情谊弥足珍惜。1927年6月下旬朱德被“礼送”出南昌,去武汉途经九江访晤金汉鼎时,“金汉鼎列队欢迎,还吹三声军号致礼,这种礼遇是很不平常的”。金汉鼎还派人护送朱德及其警卫员刘刚、王荣奎、余世勋上庐山牯岭游憩。

离开同学的关照,朱德是无法在南昌站住脚的,就更谈不上为革命做工作了。然而历史是不容假设的。朱德离开九江来到武汉后,立即向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周恩来汇报了他在南昌的活动情况,并提出可以在江西进一步发展革命武装力量。鉴于朱德对南昌情况比较熟悉,中央遂派他先赶回南昌。1927年7月20日,朱德乘江轮抵达九江,一下船,便直奔赣北警备区司令部找到金汉鼎。

此时已任国民革命军第五方面军第九军军长兼赣北警备区司令的金汉鼎异常繁忙,他正奉召准备上庐山开会。金汉鼎告诉朱德:“朱培德打电话通知我,说汪精卫和张发奎上了庐山,有要事相商。”也正是这天,谭平山、李立三、叶挺等同聂荣臻一起在九江举行谈话会。会议决定,“在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运动二十军(笔者注:即贺龙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与我们一致,实行在南昌暴动解决三、六、九军在南昌之武装”。革命形势日趋严重!7月21日,朱德婉言谢绝了金汉鼎留他上庐山休憩几日的邀请,秘密赶回南昌,投入到紧张的暴动准备工作当中。南昌起义爆发前一天晚上,为使敌两个主力团(即第五方面军第三军第二十三、第二十四团)“群龙无首”,朱德在嘉宾楼特意邀请这两个团长吃饭、打麻将,为南昌起义顺利进行创造了有利条件。

“同窗袍泽”网开一面

南昌起义前夕,朱德曾给驻临川的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二十七师师长杨如轩(字夷斋,云南宾川人,1911年在云南讲武堂丙班肄业)写信。朱德在信中晓以革命大义,劝其弃暗投明,一起南下广东。南昌起义军南下之际,朱德又派人给杨如轩送去一信:“我们最近在南昌开会,共推宋庆龄领导,揭起反对独夫民贼蒋介石的大旗。现决定去广州开辟新的革命策源地。贺龙、叶挺走一路,弟与兄走一路。兄穿须铠,弟掌大旗。时间紧迫,盼即日答复。”杨如轩没有回信,只是匆匆支走了送信的客人:“请转告玉阶兄,望他多保重,我自有主见。”

1927年8月3日,起义军分批撤离南昌,朱德率第九军教育团作为先遣队踏上了南下的征程。驻临川的杨如轩得知起义军要经过那里,考虑到同窗之谊,又“慑于革命声威,同时为了保全自己的实力”,就把驻军撤到了城外,悄悄地让开一条南下的大路,使起义军顺利通过抚州,经宜黄、广昌直指瑞金。如果当时杨如轩以逸待劳、竭力阻截,后果是不堪设想的。11月上旬,朱德率领起义军余部抵达湘粤赣三省交界的上堡、文英、古亭一带山区,这恰好又是杨如轩的防区。朱德立即写信给杨如轩,希望老同学能“沓起眼皮,把上犹借他练兵三个月”。杨如轩虽未作正面回答,但确实“沓起眼皮”,又一次做了起义军的“避风港”。朱德于是抓住这个难得的间隙,在江西崇义县开展“上堡整训”。这是起义军自南昌开拔以来,连续经过3个月长途转战,取得的一个暂时相对稳定的环境,使部队得到了较好的休整。“上堡整训”,首先是整顿纪律,规定了募捐和缴获的物资要全部归公,以连排为单位分散活动,帮助农民开展生产,做群众工作,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转变。其次是军事训练,因起义军指战员多数是原叶挺独立团的,参加过北伐战争,善于正规作战,南下途中一些战斗仍为正规战,可随着部队转移至山区,“遇到地方反动武装和土匪散兵的袭击,已无力进行战斗”。为尽快适应新的形势,朱德亲自授课并给士兵做示范动作。着重从战术上解决怎样从打大仗转变为打小仗,从打硬仗转变为打有把握之仗的问题。倘若没有杨如轩的特殊“关照”,起义军就很难有这些重大转变,革命前景也将无法预料。

“金兰之交”鼎力相助

“上堡整训”时,朱德在报上意外地看到了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已从广东韶关移防到同江西崇义接邻的湖南郴州、汝城一带。天寒地冻,大家穿的还是起义时那身单衣短裤,粮食、薪饷更无着落,尤其严重的是枪支弹药和被服无法得到补充,朱德、陈毅、王尔琢等为此焦虑不安。朱德冷静地分析了革命面临的形势,说道:“在这一带活动的是滇军。滇军,我熟悉,他们和蒋系、桂系是有矛盾的。我们只要很好地掌握这个矛盾,一定能想出办法来。”他在同陈毅等商量过后,便写了一封信给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军长范石生,希望开展合作。

范石生(1887—1939),云南峨山人。1909年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丙班。因成绩优异,同时与朱德被选入特别班。范、朱二人曾一起秘密参加同盟会,又一起参加护国讨袁战争,“彼此志同道合,遂订兰交,过从甚密”。朱德给范石生的信发出约半个月后,范复信:“兄怀救国救民大志,远渡重洋,寻求兴邦救国之道。而南昌一举,世人瞩目,弟感佩良深。今虽暂处逆境之中,然中原逐鹿,各方崛起,鹿死谁手,仍未可知……兄若再起东山,则来日前途不可量矣!弟今寄人篱下,终非久计,正欲与兄共商良策,以谋自立自强。”与此同时,范石生派人与朱德联系,争取双方合作。其实在南昌起义前,我党就同范石生部保持着统战关系,该军内早已有我党组织。起义军南下时,周恩来还给朱德写过组织介绍信,以备可能同范石生部发生联系时派上用场。

1927年11月21日,朱德亲自赶往第十六军第四十七师师部驻地汝城,与范石生的代表曾曰唯谈判。最后达成协议:同意朱德提出的部队编制、组织不变,要走随走的原则;起义军改为第十六军第四十七师第一四○团的番号,朱德化名王楷,任第四十七师副师长兼第一四○团团长(不久,范又委任朱德为第十六军总参议);按一个团的编制,先发一个月的薪饷,并立即发放弹药和被服。当时,第十六军军需处长唐凤翥还不解地说:“范军长平时对一枪一弹都看得像命根子一样,今天却对朱德这个老同学、老朋友这样慷慨!”之后,为酝酿湘南暴动,朱德在汝城还召开了中共衡阳地区所辖各县县委书记会议。对于这些,范石生从不过问。

1928年初,国民党广东省政府领导人得知朱德部队隐蔽在范石生部,要范石生解除其武装,并逮捕朱德。范石生不忘旧谊,信守协议,立即写一封密信派秘书杨昌龄前往韶关犁铺头第一四○团团部交给朱德,同时又派侍从副官和军需处送去1万大洋作为路费。范石生在信中特嘱咐朱德率部要走大路,不要走小路,以免部队遭受损失。迫于目前形势,范石生已爱莫能助,但他相信“最后的胜利是你们的”。在万分紧急之下,朱德立即率部脱离险境,并当机立断做出决定:收集广州起义部分失散人员后,折向湘南。而对于范石生的帮助,多年之后,朱德还深情地说道:“他接济我们十万发子弹,我们的力量又增强了。他还一个月接济万把块钱、医生、西药、被单……在红军的发展上来讲,范石生是值得我们赞扬的。”

正是源于朱德巧妙地开展了对其同学的统战工作,才使革命一次次的化险为夷,焕发出无穷的生机。1928年4月,朱德发动湘南暴动后,率部与毛泽东在井冈山实现历史性的会师,揭开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