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早期对建党的贡献

2012年06月14日 11:35 人民网

张国焘对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贡献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离不开一批创始人的策划和运作。中共“一大”的精神领袖是“南陈北李”,实际操作是一张(张国焘)二李(李达、李汉俊)。陈独秀、李大钊无疑是中共的主要创始人,但地位仅次于“南陈北李”的张国焘功不可没。张国焘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过去之所以对此刻意回避,主要是张后来犯了大错,背叛了党。但功是功,过是过,二者不能混为一谈,更不能以后者否定前者。张国焘对中共的创建是有重要贡献的,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参与了中共创建的筹备工作,二是主持召开了党的“一大”,三是领导了党成立后的全国工人运动。尊重历史,实事求是,是中共一贯的优良传统,也是我们治史的根本原则。本文旨在揭示和重评张国焘对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贡献,客观公正地评价这段历史的人和事。

张国焘参与了中共创建的筹备工作,是“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重要联络人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中国近代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是毛泽东称之为“开天辟地“的重大事件。当时,做这件“开天辟地”大事情、建树这盖世之功的领军人物首推“南陈北李”。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思想界的精神领袖,政治明星,北大教授。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人物,北大图书馆主任、教授。陈、李于1920年2月间就在天津交换了关于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意见,取得了共识,相约在北京、上海筹建共产党。

陈、李相约建党后,具体联络、操办的人主要是张国焘。张国焘在五四运动时就深受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的影响,曾任北京学联讲演部部长、学联主席,是五四运动中的风云人物。1919年12月,为了躲避反动当局的追捕,张国焘从北京逃到上海。当时,陈独秀也在上海避难。张国焘从五四运动领导人之一的江西老乡许德珩那里得知陈的住处,于是有了多次接触的机会,张国焘称陈独秀为“中共的产妇”。当时北大图书馆是一个学习、传播、交流马克思主义的载体。张国焘在北大读书时,十分敬仰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教授,常在图书馆的接待室活动,举行激进人士的座谈会,有时代替李大钊负责招待,使得这间图书馆主任室的马克思主义色彩日益浓厚起来。1920年7月底,张国焘与陈独秀慎重地谈起李大钊的意向,陈表示说:研究马克思主义现在已不是最主要的工作,现在需要立即组织一个中国共产党。陈独秀的这个主张,后来成为陈、张多次谈话的题目。此后,张国焘奔走于陈独秀、李大钊之间,成为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主要联络人。在此期间,张国焘从事的主要活动有:

张国焘同陈独秀商谈了中共“不采党魁制”而采用“民主委员制”的建党组织原则。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一书中指出,陈独秀主张:“中国共产党不采党魁制,如孙中山先生之任国民党的总理。他举出许多事例,证明中国过去各政党因采党魁制而发生了种种流弊。他主张中共采用较民主的委员制,从委员中推举一个书记出来负联络之责;其他委员分担宣传组织等各方面的工作。他认为这种组织方式已由俄国共产党证明其妥善,也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形。他强调减低书记的职权,遇事公决;这不仅可以确立党内民主的作风,也可以杜绝党魁制的个人独裁及官僚式的流弊。”后来的实践证明,陈独秀的这一主张是正确的。在陈、张的谈话中,陈独秀提出首先应在各重要地点组织若干中国共产党的小组,并立即开始宣传、组织的工作。据张国焘称,他住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二号陈独秀家的这一段时间内,与陈的谈话继续了两个多星期,谈得很投机。张国焘真诚地支持了陈独秀的见解和设计。

张国焘同李大钊策划了北京建党事宜,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北京小组。1920年8月底,张国焘从上海回到北京,即以兴奋的心情将和陈独秀先生谈话的经过告诉李大钊。李无保留的表示赞成。第二天,李大钊给陈独秀复信,情词恳切而确定。北京建党的最早举措,是1920年3月在北大成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主要成员有李大钊、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朱务善、罗章龙、张国焘等。1920年10月,北京共产党小组成立,主要成员为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1920年11月底,北京共产党小组改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罗章龙负责宣传工作。北京党组织的工作由此步入正轨。张国焘还同邓中夏等深入长辛店,从事工人运动,干得颇为出色。到1921年7月前,北京党组织成员有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范鸿劼、朱务善、李骏、张太雷等12人。张国焘是“一大”前北京建党并负责组织工作的二号人物。

张国焘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同邓中夏等组织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青年团的成立大会是1920年11月初在北京大学的学生会办公室举行的,由张国焘致开幕词,参加会议的有邓中夏、高尚德、何孟雄、罗章龙、刘仁静、郑振铎等40人。北大学生会负责人高尚德当选为书记。李大钊出席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第四次大会,在这次会上张国焘当选为书记。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主要工作,是组织进步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建立共读互助团,举办劳动补习学校,组织赴俄参观考察。北京青年团是北京建党的重要后备组织。

张国焘同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马林沟通,商议了建党前的一些筹备工作。中共的创建,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关注和帮助。1920年4月,共产国际派代表魏金斯基及翻译(杨明斋)等到达北京,会见了李大钊,张国焘参加了这次会见。不久,李大钊介绍魏金斯基一行赴上海会见陈独秀,共商建党大计。1921年6月3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继魏金斯基之后来到中国,抵达上海,同期到达的还有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可尔斯基。李达、李汉俊同二位国际代表进行了洽谈,但因种种争执陷于不愉快的僵持状态。马林的助手、翻译张太雷建议应与马林改善关系,于是同张国焘一起访看马林。马林同张国焘谈到中共召开“一大”的筹备问题,彼此意见融洽。从此,张国焘便被推为与马林继续接触的代表。根据原先的酝酿和共产国际代表的建议,张国焘、李达与陈独秀、李大钊联系商议,确定在上海召开中共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中国共产党。包惠僧在其回忆录中曾说:“北京支部负责人张国焘同马林等到上海与负责人李汉俊、李达等商谈发展党的工作问题,并决定在上海召集全国代表会议。”随即,上海党组织负责人李达、李汉俊分别通知各地代表赴沪参会,还给每位代表汇寄了由马林出资的100元路费。

张国焘主持召开了党的“一大”,并出任党中央局组织主任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却没有出席党的“一大”,留下了历史的遗憾。

陈、李为何没有出席“一大”呢?

陈独秀时在广州,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因公务繁忙,筹款办学,委派包惠僧做他的代表出席“一大”。据包在《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中回忆:“有一天,陈独秀召集我们在谭植棠家开会,说接到上海李汉俊的来信,信上说第三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派了两个代表到上海,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会,要陈独秀回上海,请广州支部派两个人出席会议,还寄来二百元路费。陈独秀说第一他不能去,至少现在不能去,因为他兼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第二可以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个人去出席会议……其他几个人都忙,离不开。陈独秀年长,我们又都是他的学生,他说了以后大家就没有什么好讲的了,同意了他的意见。”

李大钊时在北京,因兼任北京国立大专院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主席,校务纷繁,北京同志为了不惊动李大钊,推选张国焘、刘仁静出席“一大”。据刘仁静在《一大琐忆》中回忆:“有一天,我们接到上海通知,要我们选派两人赴沪参加建党会议……由于对一大的意义认识不足,一般习惯于在组织活动中不惊动李大钊,因而没有选举他是并不奇怪的。我记得选举的实际情况是:首先大家一致选张国焘当代表,在选第二代表时,曾提出过邓中夏和罗章龙,然而他们十分谦让,以工作忙不能分身为辞谢,这样最后才确定我当代表。”张国焘回忆说:“各地同志都盼望李大钊先生能亲自出席,但他因为正值北大学年终结期间,校务纷繁,不能抽身前往。结果便由我和刘仁静代表北京支部出席大会。”

看来,陈独秀、李大钊皆因“公务在身、校务纷繁”而未能出席“一大”。即使张国焘、李达等“函电交驰”敦促也无济于事。这固然情有可原,不可责怪,但他们二位巨星却委实错失了一次重大的历史良机。要是他们知道党的一大后来产生了那么大的影响,他们再忙,恐怕也不会轻率放弃的。

历史的机遇和重担,自然落到了同陈、李都有密切联系的张国焘身上。

张国焘在“一大”期间实际操办的几件事是:

张国焘草拟了《中国共产党宣言》(草案)。这个宣言是1920年11月拟定的,有文献档案,据张国焘回忆是他起草的,题名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宣言》。其要点大致包括共产主义者的基本信念、中共的组成、它的基本政策,以及中共将由无产阶级专政以实现共产主义等。李汉俊等人虽不完全同意这个草案,但认为可以作为讨论的基础。马林看了这个由张太雷译成英文的文件,表示这个草案在理论的原则上尚可,主要缺点是没有明确地规定中共在现阶段的政纲。

张国焘主持召开了党的“一大”,是大会主席。此事有文献档案记载:从俄文翻译过来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称:“主席张同志(系指张国焘,“一大”代表中只有一人姓张——引者注)在第一次会议上说明了这次代表大会的意义,大会必须制定纲领和实际工作计划。”陈潭秋《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记述:“大会组织非常简单,只推选张国焘同志为大会主席,毛泽东同志与周佛海任记录。”据《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中包惠僧回忆:“我们开会推了张国焘为会议主席,这也是事前得到马林同意的。”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也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了,我被推为主席。”这一文献和三个当事人的回忆,都确凿印证了张国焘是“一大”会议主席,主持召开了“一大”。

时年24岁的张国焘,为什么能被公推为“一大”会议主席并主持“一大”呢?

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南陈北李”未到会,会议的操办只有由上海、北京大码头的党组织负责人来实施,不可能由省区地方的任何人担纲。但上海的李汉俊与陈独秀有隙,在党纲、党章方面持有不同意见,裂痕颇深,气得连上海中共的书记也不做了,把担子撂给李达。李达做了一段代理书记,后来也不愿从政,到大学执教去了。因上海二李不甚热心,北京代表就慨然担当了。二是北京方面代表刘仁静没有张国焘资深,且要先去参加在南京召开的少年中国学会会议,故张国焘就于5月中旬“一大”前到达上海,与李达、李汉俊商议中共“一大”筹备事宜,并同国际代表接谈。因二李都不善交往,在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接触时产生不快,难以沟通合作,马林的翻译张太雷当时只是共青团员,不便干预党内事务,而张国焘在同马林的洽谈中甚为融洽,于是张国焘便成为马林与二李之间“居中调停”的最佳人选,从而为主持“一大”奠定了人脉基础。三是张国焘本身在五四运动中就颇有名气,是北大的知名人士,且与“南陈北李”都有密切交往,又是北京中共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处事精明,为人圆通,故被推为“一大”主席是水到渠成的,是偶然中的必然。

张国焘主持“一大”时,“首先宣布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接着通过原拟定的四项议事日程,决定每日分上下午举行两次会议”,“并向大会说明关于草拟党纲政纲草案的经过情形”,然后“由各代表现行报告各地区工作状况”。期间,张国焘同李达、董必武一起具体讨论了党纲修改和今后实际工作计划。经过代表们讨论,后由张国焘归纳到会者的意见,提出了几点结论为大会通过,认同为中国共产党党纲和政纲的要点。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可尔斯基在一大开幕时热情致词,称赞“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共产国际增添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尔什维克增添了一个东方战友。他希望中国同志努力工作,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作出自己的贡献”。但他们二位没有出席第二、三、四、五次会议,每次会后由张国焘向马林报告会议进行的情况。

由于法国巡捕的骚扰,会议转向浙江嘉兴南湖的红船内召开,最后通过党纲和决议,讨论党的成立宣言,选举党中央领导机构。

张国焘被选为党中央三人领导成员,担任中央局组织主任(即实际上的首任中组部部长)。根据历史文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1921年下半年)记载:代表大会“委托党中央局起草了党章。选举了三个(人)同组成书记处,又选出了组织部和宣传委员会。代表大会以高呼下面的口号而宣告闭幕:‘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在讨论选举时,“一致认为现在党员人数很少,暂不必根据党章组设人数较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只须选出三个委员,分担书记、组织、宣传等工作就够了。根据这个决定,大会旋即一致推举陈独秀任书记,李达任宣传,我任组织”。也就是陈独秀为党中央局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新版也记载:“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选举陈独秀担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李达负责宣传工作。”最后,大会由张国焘致闭幕词,祝贺大会的成功,并吁请各代表回到各地岗位上,根据大会的决定,发展党的工作和组织。这样,中国共产党便正式诞生了。

到党的“二大”,张国焘仍然担任党中央局组织主任。

张国焘领导了“一大”后的全国工人运动,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

党的“一大”结束后,张国焘即全力以赴,投入全国工人运动的领导工作,颇有政绩。

张国焘起草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1921年8月中旬“一大”结束后在中国产业中心上海成立的,主任张特立(国焘),主要骨干有包惠僧、李启汉、李震瀛、董锄平、许白昊等,并创办了《劳动周刊》,办事机关设在北成都路19号(今成都北路899号)。张国焘等26人在《宣言》中宣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一个要把各个劳动组合都联合起来的总机关”,其使命是“要发达劳动组合”,“使劳动者有阶级的自觉”,“并要建立中国工人们与外国工人们的密切关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下设分部组织:北方分部(济南分部并入)由罗章龙、王尽美负责,武汉分部由包惠僧、林育南(1922年春)负责,湖南分部由毛泽东负责,广东分部由谭平山负责。在张国焘和书记部的领导下,各分部的工运工作迅速开展起来,组织了数次卓绝的工人罢工斗争。

张国焘以中国代表团团长身份,率团参加了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会议,并受到列宁的接见。这次会议称为“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是1922年1月21日至2月2日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方面有张国焘、邓培、林育南、王尽美、夏曦、邓恩铭、张秋白等44人参加,张国焘是主要负责人。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致开幕词并作主题报告。张国焘代表中国向大会提供了书面报告,并就中国形势问题作了重要发言。会议期间,列宁抱病接见了中国代表团中共代表张国焘、邓培和国民党代表张秋白3人。列宁当时很关心国共两党合作的问题,询问张国焘这方面的情形。张国焘相告说:“国共两党应当密切合作,而且可以合作。在两党合作的进程中可能发生若干困难,不过这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列宁对张国焘的回答“似乎很满意”。张国焘成为中共历史上唯一受过列宁接见的党的领导人。

张国焘筹备并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张国焘从莫斯科回国后,就着手筹备“一劳大会”。大会于1922年5月1日至6日在广州召开,173人代表全国12个城市34万有组织的工人。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到会并讲话,张国焘发表主题演说。大会通过了《罢工援助案》等文件。会上没有成立全国总工会,规定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工运总通讯机关。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对“一劳大会”评价说:“这次大会的成功,无疑引导工人阶级开始走向全国团结的道路。”张国焘为主任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从此拥有“指挥全国职工运动之权”。

张国焘参与领导了著名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1923年2月4日,京汉铁路工人2万余人举行大罢工,1200公里的铁路顿时瘫痪。罢工的主要领导人有:张国焘、罗章龙、陈潭秋、项英、包惠僧、林育南、李震瀛、杨德甫、林祥谦等。张国焘时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特派员,参与了罢工的策划和组织。但罢工后遭到反动当局的血腥镇压,酿成惨痛的“二七”惨案。张国焘作为罢工的最高领导人,在罢工遭到镇压后,力排众议,当机立断,下令复工,将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是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顶峰。“二七”惨案后,全国工人运动归于沉寂,走向低潮。这是当时的大势所然,不能完全视为张国焘等领导人指导工运的失误。随后,张国焘受马林指派,于2月下旬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东方部、远东局、赤色职工国际领导人汇报了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及全国工运的情况,并就中国工运问题同他们交换了意见。

综上所述,张国焘对中共的创建是有功的,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张国焘在其后来的政治、军事生涯中变数很大,跌宕起伏,甚至干了一些令人嗤之以鼻的事情,最后穷愁潦倒客死在加拿大,那是另当别论的话题。

在中共创建尤其“一大”的重大事件中作出重要贡献的人物,除了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李达、李汉俊等,还有担任“一大”会议记录的毛泽东、周佛海,“一大”其他代表董必武等以及国外的马克思主义者周恩来等,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马林、尼可尔斯基及其翻译杨明斋、张太雷,还有不是“一大”代表的李书城、王会悟等,都作出了方方面面的贡献,都是我们不可忘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