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因何事被宣告了政治死刑

2012年06月14日 02:04 人民网

 

江青政治地位的提高,加之追求自我享受,使她基本上脱离了中南海的生活。

自1966年夏天起,刚成立的“中央文革小组”设在原来属于国宾馆的钓鱼台,江青也随之迁入并自己单独居住了5号楼,然而毛泽东从丰泽园搬走后,春藕斋还为她保留了一套房子。

江青搬到钓鱼台10号楼,住了两年,因感到此楼条件不理想,又搬到11号楼一直住到1976年。在此期间,有次她患感冒,毛泽东去看望过一次,并对她周围的工作人员态度很和霭地解释,大家看在他的面子上对江青多担待一点,多照顾一点。由此也可看出毛泽东知道她到哪里都会和身边的人积怨。

毛泽东对江青也有诸多不满,早就深知她知识浅薄、政治上有野心,但是在党内众多的领导人对“文化大革命”抵触和不满的情况下,还是看中她在“文化大革命”中最可靠,选择江青充当“旗手”。这件事,不能不说是毛泽东晚年的一个重大失误。

离开中南海后,江青因没有人能再监督,更胆大妄为。在日常生活中,她经常辱骂甚至殴打身边的工作人员,保姆和服务员都挨过她的耳光,还使用以剪刀扎等旧社会恶劣的手段,当年在上海滩看到和学到的女黑帮和恶太太的作派就此完全发作出来。

更可怕的是,这个终日想着整别人的江青,自己也总担心别人要报复和害自己,长期患有一种怀疑症。她在公开讲话中的口头禅便是:“我抗议!我控诉!”动不动就说什么某人在医疗上故意把她的身体搞坏,开始一再说刘少奇故意“迫害”她,接着讲林彪如何如何“迫害”她。当时经常住在钓鱼台的人大都知道,江青一出来散步,如果看见一个生面孔,便可能怀疑这人要害她,甚至还会下令当场把这人抓起来,结果许多人远远一见江青便吓得赶快躲避,惟恐碰面后倒大霉。

江青身边的人对她恐惧到这种程度,有如封建社会中的暴君出巡,这真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历史上闻所未闻的!江青对不满意的工作人员,还动辄扣上“特务”的政治帽子,送入监狱长期关押,表现出的完全是一种迫害狂的变态心理!

毛泽东身边的医护人员,都忘不了那样一件令他们心惊肉跳的事。

1972年2月12日凌晨,毛泽东由于肺心病加重和严重缺氧,突然休克。当时值班人员发现他侧身躺在床上,像是“睡着了”。护士长吴旭君赶紧摸脉,说不清楚是心急,还是紧张的关系,她对在场的医生说:“摸不到脉。”这一下把大家吓坏了。

在场的主治医生大夫胡旭东、吴洁立和护士长吴旭君、俞雅菊等马上投入抢救,立即采取急救措施,注射应用的药物。毛泽东的生命力也真是顽强,经紧张抢救后慢慢地睁开了双眼,看到眼前这一切,他有些愕然和不解。当知道自己刚才已经休克时,毛泽东神态安祥地说:“我好像睡了一觉。”

毛泽东大病一场,周恩来比谁都着急。警卫人员后来说,总理得知主席病重的消息后,坐车从他的住所西花厅赶到游泳池时,许久下不来车。当时,在一片“万寿无疆”的声浪中,从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到各级党的组织和人民群众对毛泽东的病情、身体状况一点都不知道,在没有丝毫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如果主席万一有个“闪失”,总理该如何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以及向世界去交代呢?

可恨的是,江青在事后才赶到时,竟胡说什么主席身体一向很好,出了这种事一定是有人搞阴谋。她模仿斯大林晚年那个“医生阴谋案”的例子,竟然也要追究毛泽东身边的医生中有一个“特务集团”。

毛泽东当时质问说:

“你知道这个特务集团的头子是谁?”

在江青一愣之时,毛泽东又指着自己说:“就是我!”

就这样,一向如同恶狗乱咬人的江青才没有又把一批医护人员打成“反革命”和“特务”。

据粉碎“四人帮”后中央警卫团及江青身边工作人员群情激奋的揭发便可看出,毛泽东早说过“积怨甚多”、“尽伤人”的江青,在中南海内已是结仇遍地。对中央警卫部门的领导,她也是差不多得罪遍了。

有一次,江青不知是发了什么神经,突然说负责警卫中央的8341部队政委杨德中是坏人,要汪东兴把他抓起来。

汪东兴听后感到不好办,急忙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回答说:“我的部队的政委能是反革命吗?”不过,他接着又说下放锻炼一下也好。于是杨德中便被派到下面部队当了师政委,用这种办法避开了江青。

当时从中南海派到钓鱼台江青身边工作的许多人,几乎都没有好下场,几任护士都被说成是“特务”。江青说这些人给自己吃了几年“毒药”(其实就是每日必吃的安眠药),搞得她神经衰弱、头发像稻草一样,而且在许多大会上还都声泪俱下地“控诉”。派去给江青当秘书和负责警卫的人员,也先后一个个地被她扣上可怕的政治帽子下令抓起来。

对这类情况,毛泽东得知后曾说过:“帽子太大了嘛,这些孩子戴不动嘛!会压死人的!”对一些被抓被整的人,毛泽东也曾安慰说:“就看在我面上”。一些受难者也经毛泽东批准,从监狱中被放出并调到别处工作。可惜的是,江青整人的权力并没有被取消,主要原因恐怕只能从她这个“政治流动哨兵”还用得着来解释。

当时这些感情纯朴的人们往往热泪直流地表示,很感谢毛主席的保护,对这种不惩治咬人的恶狗、只让一些被咬者避开的特殊“保护”方式,也就不敢多想,更不敢埋怨。不过,在中南海内的干部和工作人员中,对江青的怒火早已到处燃烧,与她接触的人都有伴之如虎、人人自危的感觉。

可叹、可悲又有些可笑的是,江青长期以来并不知道周围的人对她如此反感和仇恨,这一方面是由于马屁精们当着她的面极尽吹捧之能事,另一方面正如毛泽东明确批评她的那样,极其缺少“自知之明”。当时不要说是人们的气愤之语,即使是对江青的什么意见,都无法通过正常渠道提出来。这种可悲的体制,又造成她愈来愈自我膨胀,同周边的人(除了爪牙和想攀附她以谋私利者)都发生不可避免的尖锐矛盾,而且在没有排解机制的情况下必然又发展成为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的矛盾,待毛泽东去世后只有采取以武力将她抓起来的方式解决。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江青感到过去与之虽有勾结却在九大后出现了权力争夺的林彪集团垮台,毛泽东又已经病重,便急于掌握国家最高权力。1972年江青擅自找来美国女记者维特克,让她再当“斯诺”为自己写一部《西行漫记》式的自传以扬名世界。然而这个权欲极大、政治智商却并不高的江青,搞不清什么该讲、什么不该讲,利令智昏,竟讲了自己年轻时的一些很不光彩的丑行,对毛泽东也有诸多不恭之语。维特克所写的书以及香港一位作者由此加工再抛出的《红都女皇》一书,恰恰宣告了她政治上的死刑。

“文化大革命”前期,毛泽东在一些时候倚重于被称为“旗手”的江青,对中央其他领导人多不信任时比较相信她。不过毛泽东也清楚,此人“积怨甚多”,政治水平也不高,不配掌握太大权力,因此始终没有安排她具体职务。1972年以后,毛泽东身患重病,对江青乘机要钱、要官的行为极为不满。他虽然很难接触外界,对江青在外面的许多丑行并不知道(一般也没有人敢向他说),却仍有些感觉。后来,在政治上已经“靠边站”的朱德又致信“润之兄”,将江青对美国女记者维特克的谈话内容和《红都女皇》一事相告,此事大大激怒了毛泽东,生气时曾表示要将江青赶出政治局,分道扬镳。

据“文化大革命”时期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吴德在回忆录中说:

“大概在1973年时,谢静宜调到市委任书记处书记,她是中办机要局的人,与毛主席很熟。谢静宜调来前,是周总理与我谈的话,周总理说,就派谢静宜任市委书记处书记,可以经过她向毛主席反映一些情况,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谢静宜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之前还是比较好的,我们向她提出的一些意见,她还是听的。她那时甚至还能把这样一些话传达给我,说毛主席说:江青是一个大女流氓,有野心。”

由于人心丧尽,除了极少数心怀鬼胎的投机者之外,整天做“女皇”梦的江青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拥护者,注定了必然会一朝覆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