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搞个人独裁:党员要服从我

2012年06月15日 03:29 人民网

在二次革命爆发后,陈炯明于7月18日宣布广东独立;8月2日,孙中山便带着胡汉民等人乘德国轮船“约克”号离开上海,准备前往广东领导革命,但等孙中山一行人于8月3日抵达福建马尾的时候,广东形势突变,陈炯明手下的将领发动兵变,局势已经失去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在香港的张继、马君武请日本驻港总领事致电福州领事馆,让福州领事告知孙中山广东已无可为,让他们采取应变措施。

日本驻福州领事找到孙中山后,将广东的变故详细告知,孙中山便表示愿意前往日本,但日本领事称日本政府对中国时局采取中立政策,是否接纳孙中山避难尚不得知,于是他劝告孙中山前往台湾暂避。孙中山听后,便于次日赴基隆。

就当时的而言,日本军部是同意孙中山来日本的,但外交上却反对接纳,这使得孙中山感到左右为难。这时,黄兴突然从香港直接前往日本神户,并希望孙中山能与之会合。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便在给日本友人发电报后,也乘船前往神户。在孙中山航行期间,日本政界元老犬养毅和黑龙会领袖头山满向政界反复交涉,终于妥善得将孙中山安全接到神户的一个别墅保护起来。当时宋嘉树(即宋庆龄之父)也在神户的东方大旅馆,随即为孙中山展开对外联络。数日后,胡汉民和廖仲恺也来到神户与孙中山会合。

8月16日,孙中山、胡汉民等人离开神户前往东京,到后便住在头山满宅邸的隔壁——东京赤坂区灵南坂町27番地海妻猪男彦宅,直到一年后才搬到丰多摩郡千驮谷町大字原宿109番地。头山满是日本黑龙会的创始人,其人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他既支持日本对华侵略,又支持孙中山等人的革命活动,这次孙中山等人遭难,他认为是“穷鸟入怀,猎夫不杀”,孙中山也由此在东京呆了近3年的时间。

在日本定居后,黄兴也赶到东京与孙中山会和,两人重逢之时,相对无语,其心情之沉重,可想而知。在总结“二次革命”失败原因时,这二位领袖产生了分歧并发生争吵,孙中山认为“二次革命”的失败原因是党内组织涣散,党人不听指挥,缺乏严格的纪律,以至错失良机。因此,孙中山认为,这次革命完全是败于自己而不是袁世凯。

黄兴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二次革命”是一场迫不得已的革命,完全是袁世凯一手造成的,而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敌我双方力量过于悬殊。由此,黄兴不同意孙中山立刻发动第三次革命的主张,而是提出要积蓄力量,以图再举。

孙中山对黄兴的消极态度很不满意,随后便在东京着手改组政党的工作。孙中山认为,革命之所以遭受惨痛失败,原因还在于党内“革命成功、革命党销”的思潮,加上同盟会被改组为国民党后,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党内纪律全无,几如一盘散沙;要想打败袁世凯,就必须将这个形同虚设的国民党痛加改造,所谓之“毁党造党”,即将原国民党重新改造成一个新党,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中华革命党”。

事实上,中华革命党还是倚靠当年同盟会的老底子,至于宋教仁组建国民党时期合并而来的那些政治力量,当时已经名存实亡,也就干脆剥离出去。另外,孙中山在建党时提出,革命程序应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这是孙中山首次提出这一成熟理论,这也为后来国民党的施政提供了理论支持。

中华革命党最为人诟病的是孙中山说提倡的准极权体制,那就是党内要无条件拥护党魁(就是孙中山自己了),党中所有的高级干部不由选举产生,而是由党魁直接指派;党员也分成三个级别,即“首义党员、协助党员和普通党员”;所有的党员必须立下誓约,并加盖指模(即按手印),声明“牺牲自己,服从孙先生,再举革命”,并立誓如下:“一、实行宗旨;二、服从命令;三、尽忠职务;四、严守秘密;五、誓同生死”。誓约的最后还加了一句,“如有贰心,甘受极刑”(这就有点过分了,搞得跟黑帮入会一样)。

对于这个誓约和仪式,很多老同志都表示不理解也不赞成,但孙中山认为革命失败就是因为缺乏纪律导致,因而对此毫不相让,绝不妥协。孙中山说,“第一、革命必须有唯一(崇高伟大)之领袖,然后才能提挈得起,如身使臂,臂使指,成为强有力之团体人格;第二、革命党不能群龙无首,或互争雄长,必须在唯一领袖之下绝对服从;第三、孙先生代表是我,我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实行者。如离开我而讲共和,讲民主,则是南辕而北其辙。忠心革命同志不应作‘服从个人’看法,一有此想,便是错误。我为贯彻革命目的,必须要求同志服从我(老实说,你们的见识有限,所以应该盲从我);第四、再举革命,非我不行。同志要再举革命,非服从我不行,这绝无退让之余地”。

至于按手印一事,孙中山同样认为是天经地义,不容有丝毫的更改。据当时在一旁观礼的革命老同志居正回忆说:“总理意志强毅,态度坚决,南山可移,此案不动”。事实上,即便是孙中山自己,也要宣誓立约,以示庄重(不过免了手印一节)。

孙中山这样赤裸裸的搞个人独裁,不免令同盟会的一些元老级人物感到寒心。中华革命党在1914年7月成立后,除了陈其美、戴季陶、张人杰、蒋介石、邓铿、林森等人按手印宣誓入党外,其他有影响力的革命党人如黄兴、李烈钧、柏文蔚、吴稚晖、蔡元培、钮永建等人都纷纷拒绝参加。就连跟随孙中山多年的汪精卫,也对此不以为然。他们在得知盖手印一节后,或闻风远逸,或罢工杯葛,最终使得中华革命党并没有在历史上发挥什么重大作用,除了开过一次成立大会,外加若干次失败的小行动外,也就在“二次革命”后的民国政局中被基本边缘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