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药蛋派”创始人赵树理

2012年06月13日 05:19 北京日报

根据地产生了“山药蛋派”

完全用老百姓口语,写老百姓活动。这确实是赵树理风格。

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70周年,我们不能不提及深受人民群众喜爱的著名作家赵树理。对他深切的怀念,也融入了对《讲话》的进一步领悟之中。

赵树理曾谈到《讲话》对他的影响,他不无自豪地说,毛主席“批准”了我,“承认”了我。赵树理说的是心里话,也是实情。标志着赵树理崛起于中国文坛的《小二黑结婚》,是1943年5月写的,9月出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虽然是在1942年5月做的,但当时只是口头报告,整理成文字发表是在1943年10月19日纪念鲁迅逝世七周年的时候,而传到太行山抗日根据地是在《小二黑结婚》出版以后了。也就是说,赵树理在写出《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两部代表性作品之前,还没有读到《讲话》。

赵树理早就有了写大众化作品的志愿,早就在做着大众化的努力。赵树理说:“我有意识地使通俗化为革命服务萌芽于1934年。”那几年他写了至少四部中长篇小说,其中《盘龙峪》第一章发表以后,最早提出“山药蛋派”这个名字的李国涛先生就撰文说,这部小说是赵树理风格成熟的标志。这部小说是怎么样的,请看开头:“没有进过山的人,不知道山里的风俗。……这一天是阴历八月十五,西坪上有个名叫兴旺的,提了个酒葫芦上北岩来。他出门时天就下着小雨,他以为不打紧,谁知走到半路上雨就大了,把他湿得水鸡儿一般。”完全用老百姓口语,写老百姓活动。纯用白描,不加修饰,却把人物写活了,读起来,人物就在眼前晃动。这确实是赵树理风格。全篇都是这样。这一时期完整保存下来的中篇小说《有个人》,具有同样的风格。

说赵树理没有受到《讲话》的影响,并不妥当。因为毛泽东的《讲话》跟在此之前根据地所执行的文艺方针政策,基本精神是一致的;根据地的文艺政策,可看作毛泽东《讲话》的实践形式。如李伯钊1939年冬在中共北方局的内部刊物《党的生活》上所发表的《关于文化工作》一文,明确指出:“文化工作是党的工作中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对其重要性应有足够的认识。”针对一些老百姓迷信鬼神,李伯钊说:“我们必须开展广大民众的文化教育运动,进行普遍的启蒙工作,克服群众中的落后思想,以提高民族文化和政治觉悟……”该文还说必须“创造新的人物”,表现“新的思想”,说“我们必须在抗战中,建设民主主义的新文化”。1941年秋天黎城县离卦道叛乱以后,彭德怀于11月1日在北方局扩大会议上的报告中,对宣传等项工作提出了具体指导意见。这都是毛泽东《讲话》的事实根据。赵树理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就是在实践这样的文艺政策。

在两种实践上碰到了一起

赵树理作为一个文艺爱好者,是在生活实践和写作实践中摸索的。他几乎所有作品都可以称为通俗化、大众化的典范作品。他特别注意表现人的地位和尊严,强调普通老百姓人性和民主意识的觉醒。

如果把赵树理所追求的大众化方向跟《讲话》所指出的“工农兵文艺方向”当作两个事物,那么,它们是在两种不同实践中发展起来,最后结合在一起的。赵树理的实践代表了客观的需要,革命实践代表了革命本身的需要。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深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自从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发表,人类的文学艺术事业就不再是纯粹文人的事业,正如李伯钊所说,“是党的工作中重要的一部分”。在这篇文章中,列宁不仅提出了文艺的阶级性问题,而且提出了文艺的党性问题,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把文艺事业跟党的整个事业结合在一起,要求文艺必须具有党性。至于如何结合,如何使文艺事业更好地服务于党的整个事业,即在具体做法和有关理论上,则需要不断摸索,不断总结。中国共产党已经摸索了二十年,毛泽东的《讲话》是在党的革命实践基础上总结出来的,达到了新的高度。

赵树理作为一个文艺爱好者,是在生活实践和写作实践中摸索的。他最初写的小说用洋腔洋调,他以为很好,拿给父亲去读,结果受到斥责。他向父亲宣传卫生知识,父亲问他“卫什么生”?这使他猛醒,决定在文艺写作上“试试难易”。这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后期的事。1932年写长诗《歌生》,以“朱弦响丁丁∕不留停∕把我的生平∕一声声唱向知人听”开头,就明白晓畅得多了。1936年写“相声底本也能演成独幕剧”的《打倒汉奸》(1950年,赵树理凭记忆将这部作品重新写出,其形式成了“有韵小剧”),他特别声明,是“为了使多数读者直接接受内容起见”而做的探讨。这时他已经树立了用通俗化为革命服务的思想。这里的“多数读者”和“直接接受”两项要求说明了他的努力方向,前者说接受范围,后者说接受方法。接着,在1937年的《对〈太行〉的批评和建议》中,赵树理提出了“深入于工农兵的群中”的口号,落实了他为“多数读者”写作和使他们“直接接受”的两项要求。在中国文艺理论史上这恐怕是“工农兵”三个字第一次出现在一起,是应该注意的。

参加革命以后,赵树理在通俗化、大众化上的探索更加自觉。那时,在太行山抗日根据地,赵树理的通俗化被人瞧不起,有人说他是土包子,有人称他“快板诗人”。1941年“七七”晚会,根据地上演大戏《巡按》(即俄国大作家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争论。当时太行区另一个大众化文艺的代表人物、著名喜剧演员吕班(1934年赵树理曾当电影演员,当时吕班扮演经理,赵树理扮演经理的侍役,两人是熟人)写文章说“还是等我们的观众提高了以后再演才合适”,被称为“等待主义者”。这次关于《巡按》的争论赵树理没有参加,但给了他很深的刺激。事后,赵树理和他的几位支持者,在华北《新华日报》社成立了一个通俗化研究会,专门进行理论的探讨。这个研究会先后发表了三篇文章,有两篇是赵树理执笔的。在《通俗化“引论”》中,他说,通俗化“应该是‘文化’和‘大众’中间的桥梁,是‘文化大众化’的主要道路;从而也可以说是‘新启蒙运动’一个组成部分——新启蒙运动,一方面应该首先从事拆除文学对大众的障碍;另一方面是改造群众的旧的意识,使他们能够接受新的世界观。”在《通俗化与“拖住”》中,赵树理说,“通俗化的任务,在于普及文化,从而提高大众”,应该记住鲁迅的教导:“希图大众语文在大众中推行得快,主张什么都要配合大众的胃口,甚至于说要配合大众……虽然好像为大众设想,实际上倒尽了‘拖住’的任务……是绝对的要不得的。”他在文章中举了根据地刊物中许多例子,给予严厉的批评。如一家刊物上说:“我有一套口诀奉送大家,请谨记在心,依法施行,不但能逢凶化吉,而且……”另一段唱词中有“流尽最后一丝血,烈士英灵归九泉”,他指出这样的写法都是要不得的。赵树理十分厌恶新文学作品中存在旧意识的残余。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赵树理的文艺思想就达到这样的高度。

从写作实践看,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除了《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两篇代表性作品以外,赵树理这一时期的几乎所有作品都可以称为通俗化、大众化的典范作品。《中国人》周刊是那一时期赵树理发表短小作品最多的一块园地,他各种形式都写,而且富有创造性。而且他特别注意表现人的地位和尊严,强调普通老百姓人性和民主意识的觉醒,具有很高的思想价值。黎城县离卦道叛乱后,赵树理创作了戏曲剧本《万象楼》,是他认为的他创作生涯的真正开始。这个剧本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取得了可贵的成就。从创作思想上说,1941年10月发表的《多看看——纪念鲁迅逝世五周年》一文,抓住鲁迅在《答北斗杂志社问》中所说“留心各样的事,多看看,不是看到一遍就写”和“写不出来的时候不硬写”两条经验,着重谈他的体会,使我们看到了赵树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所达到的高度。

这块土地能长庄稼,也能长艺术

是那些“被压倒的人们”对精神生活的追求、爱好,影响了他,教育了他,启发了他。赵树理长期生活在中国最大的一块抗日根据地,他创造出工农兵群众喜闻乐见的大众化风格,顺理成章。

在说到赵树理的成长经历时,不能忽视环境的作用。1947年,赵树理写有一篇《艺术与农村》的文章,说:“在历史上,不但世代书香的老地主们,于茶余酒后要玩弄琴棋书画,一里之王的土老财要挂起满屋子玻璃屏条向被压倒的人们摆摆阔气,就是被压倒的人们,物质食粮虽然还填不满胃口,而有机会也还要偷个空子跑到庙院里去看一看夜戏,这足以说明农村人们艺术要求之普遍是自古而然的。广大的群众翻身以后,大家都有了土地,这土地不但能长庄稼,而且还能长艺术……”

赵树理是中国现代作家中对“被压倒的人们”精神生活需求特别重视和有充分表现的一位。抗战前,赵树理的几部作品以乞丐为主人公,包括前边说的长诗《歌生》,还有《铁牛之复职》等,这些人无一例外在物质上十分贫困,但在精神上却非常富有,有的一边讨饭,一边弹着三弦,有的对富人的吝啬和小气投以鄙视之情。在赵树理笔下,那些“被压倒的人们”不是向人乞怜,那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是他们的人生态度。赵树理在散文中也写到同样的情形。赵树理从小喜欢民间艺术,正是他跟那些“被压倒的人们”生活在一起的结果,是那些“被压倒的人们”对精神生活的追求、爱好,影响了他,教育了他,启发了他。不仅如此,那些“被压倒的人们”的人生观、处世观也成为赵树理独特个性的重要来源。抗战前赵树理在流浪的日子里,宁可在太原的电影院门口给人家看自行车,或在饭店里当伙夫,也不在故乡上党(今长治)的中学里教书,就是为了追求精神的自由。

在前引“广大的群众翻身以后,大家都有了土地,这土地不但能长庄稼,而且还能长艺术”一句话后,赵树理说:“因为大家有了土地后,物质食粮方面再不用去向人求借,而精神食粮的要求也就提高了一步。因而他们的艺术活动也就增多起来。”这是对根据地人民生活的如实描写,也是对根据地艺术活动广泛深入开展的根源的探讨。在根据地,经过减租减息等运动,广大劳动农民的经济地位有很大改善,政治地位更不用说,生活好了,就会要求有更多的文化活动和艺术表现。另一方面还要看到,根据地的政治主导者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宣传工作。人们知道,在《讲话》中,毛泽东把文化工作提高到十分重要的地步,说它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毛泽东称党“有文武两个战线”,说“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文化的军队就是宣传教育。在太行山抗日根据地,自黎城县离卦道叛乱发生以后,根据地党组织检查原因,是宣传不够,接着召开了五百人的座谈会。自此以后,根据地的群众文化运动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各地涌现出许多文艺能手,戏曲剧团更像雨后春笋一样破土而出。

赵树理非常幸运。他自小跟喜爱艺术的“被压倒的人们”生活在一起,像《李有才板话》的原型就叫李有才,原本就是个好编快板、生性乐观开朗的人。《小二黑结婚》的男女主人公,同样是根据真人真事创造性地塑造出来的。赵树理长期生活在中国最大的一块抗日根据地,他创造出工农兵群众喜闻乐见的大众化风格,顺理成章。他是根据地群众文艺创作的杰出代表。

赵树理

(1906年~1970年)

现代著名小说家、人民艺术家,新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最有影响的文学流派之一“山药蛋派”创始人。1925年夏考入山西省立长治第四师范,开始写新诗和小说。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革命。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工人日报》《说说唱唱》《曲艺》《人民文学》等刊物工作。1964年回山西工作,兼任中共晋城县委副书记。“文革”期间遭到残酷迫害,含冤去世。著名代表作有《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

六字真经:

听得懂感兴趣

赵树理创造的形式,是让一部分工农兵读者能够读得懂,然后由他们讲给其他人听,使那些不识字或识字不多的工农兵群众能够听得懂,不仅听得懂,而且还要感兴趣,爱听。他把他这种写法概括为使人“听得懂,感兴趣”。他是一个真正农民化了的知识分子作家。

赵树理是在1943年底那个冬天读到《讲话》的。这时,赵树理已是根据地最受欢迎的大众化作家,并且开始引起外界的广泛注意。赵树理读到《讲话》以后,既为毛泽东“承认”了他的努力、“肯定”了他的方向的正确而感到兴奋,同时也受到《讲话》的启发和教育,思想有了提高。

《讲话》对赵树理有哪些提高呢?我曾在《赵树理评传》中就赵树理写于抗战前的杂文《文化与小伙子》和《“雅”的末运》所表现出来的知识分子对农民态度的变化——从“文化人”要“小伙子跟我来”到作家虚心改造世界观,说明“赵树理过去为农民写作,主要是出于他与‘乡间父老兄弟’的亲密关系,和他对‘乡间父老兄弟’受迷信、落后思想统治而不安的心情。只有在《讲话》发表以后,他才把自己过去的做法上升到文艺方向上来认识,才明确树立了‘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思想。”现在再就如何为工农兵服务做点补充。人们都知道,《讲话》主要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人的问题,二是如何为的问题。前一个问题,对赵树理来说已经基本解决,而后一个问题,并不是仅仅做到通俗化、大众化,或者摈弃了“烈士英灵归九泉”一类陈腐滥调就算完事。

文艺是为工农兵服务的,那么工农兵在接受文艺作品上有哪些特点呢?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工农兵群众中文盲和半文盲占大多数,这是个现实情况,要使广大工农兵群众“直接接受”高水平的文学艺术作品,必须从这个现实情况出发。赵树理创造的形式,是让一部分工农兵读者能够读得懂,然后由他们讲给其他人听,使那些不识字或识字不多的工农兵群众能够听得懂,不仅听得懂,而且还要感兴趣,爱听。他写故事,讲究写“能说的故事”,不是仅仅能看(即诉诸视觉,让人“看”文学作品)。他把他这种写法概括为使人“听得懂,感兴趣”。要说赵树理的美学追求,这六个字就是。这是赵树理的“六字真经”,是他为使“多数读者”“直接接受”他所创造的优美的文学作品而创造的宝贵经验。为了使人“听得懂,感兴趣”,赵树理还创造了一种艺术形式,笔者称它为“有韵话”,即写小说、散文或政治论文这一类本来不需押韵的文体,他也要押大致相近的韵,使人容易接受,而且留下深刻印象。《打倒汉奸》是赵树理“有韵话”的典范作品。前边说到长诗《歌生》的开头。这首诗约六百多行,写一个乞丐被无辜枪杀以后,其灵魂不断寻找寄主,以各种不同身份挣扎在死亡线上,最后变成一位英勇的战士,用战争反对战争,谱写了一曲高亢的反战歌曲。全诗音节响亮,节奏感强烈,是真正可以“唱”的。在中国五四以来的诗歌中,这部长诗绝对是一个“异数”,既具有巨大的独创性,又鲜明地体现了赵树理的个人特色。

《讲话》要求文艺家全心全意深入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赵树理真正深入在农民之中。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每年有一半以上的时间生活在晋东南地区的农民之中。对赵树理来说,不是“深入生活”的问题,他本身就是个农民,他有农民的思维,有农民的感情。住在北京,他常常站在窗前,遥望故乡,想着农民的疾苦。遇到大雨,他想着故乡会不会发生涝灾;北京遭到旱灾,他觉着就像故乡发生旱灾一样难受。他是一个真正农民化了的知识分子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