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孔子伦理思想的特点

2012年06月12日 03:32 历史网

孔子是中国古代伦理学的开创者,他提出了“仁”作为自己学说的最高范畴,为人类的道德生活确立了最基本的原则,力图以仁爱的精神改善日益紧张的人际关系,并由此人手来解救社会危机。因此,他以“仁”为核心范畴,提出了一系列道德规范,建立了完整的伦理道德学说,并以此作为自己学说的主体内容。这些思想,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浓重的伦理道德色彩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奠定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基础。

在孔子整个学说中,“仁”是伦理道德范畴;“礼”可以说是政治范畴,它包括所有的社会规范、典章制度。“仁”和“礼”的关系,也就是道德和政治的关系,两者密切结合,溶为一体。政治伦理化,伦理政治化,是孔子伦理思想的一大特色。

孔子不仅要求统治者把奴隶当作人看待,还提出了一套仁政、德治的现实政治主张,要求对他们作出一定程度的让步,减轻剥削、压迫,缓和阶级矛盾。后来孟子的“仁政”学说,进一步发展了孔子的思想。

原来,在殷周社会,“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孔子目睹“礼”的破坏和“刑”的滥用,社会出现大动乱的局面,他提出了新的改革主张,一面用“仁”来充实“礼”的内容,要求统治者们“克己复礼”,作出让步,从道德感情上促进统治阶级内部的团结,并主张“齐之以礼”,使“礼”也下到庶人,以扩大其作用范围;一面用“仁”来削弱“刑”的作用,提供仁政、德政,而不专靠镇压,以缓和敌对阶级的矛盾和冲突。孔子伦理政治思想中这些寓有重现实、积极进取的主张,一经后来进步思想家的批判地发展,就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成了反抗统治阶级专横残暴和揭露政治黑暗的“经典”根据,成了他们坚持人民立场向当权者作斗争的思想武器。

孔子提出“民无信不立”(伦语·颜渊)这一开明主张,认为如果人民对政府缺乏信心,国家是站不起来的。在他看来,一个国家“民信”是至关重要的。怎样作才能“取信于民”呢?孔子的回答是,这个国家要讲道德,要言而有信。为此,他提出了“为政以德”(论语·为政)和“为国以礼”(论语·先进)。他赞尝自己的学生南宫适能总结出历史上,尚力者不得善终,尚德者终有天下的经验教训。

由此可见,孔子是看到了道德和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的。孔子及儒家所主张的“德政”就是主张剥削轻点、压迫轻点的“王道”和“仁政”,反对剥削重、压迫重的“霸道”和“苛政”。这种主张诚然有助于缓和那个历史时期的阶级矛盾,维护当时相对的社会稳定,使得那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得到充分发展,这就具有进步性。

孔子把伦理、教育、政治三者结合起来,形成为统一的整体。《论语》中所记的孔子教育,大量的是伦理道德教育。孔门四科中也以“德行”为先。孔子认为这是培养“士”、“君子”的首要条件。就政治与教育的关系来说,孔子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教以人伦”,培养为封建政治服务的“士”、“君子”。孔子揭示出政治、教育、伦理三者的密切关系,注意到政治除了刑、政以外,还有道德教育。这方面今天对我们还是一个重要的启示,我们不仅要搞经济建设,同时还要重视道德教育。

道德和法律不同,它不是依靠外力的强制,而是主要依靠自我觉悟。因此,孔子十分注重自我修养。他关于道德的自我修养问题,概括起来,主要讲了“学”、“思”、“行”。“学”即学习。孔子很强调学习的重要,《论语》作了精到的论述,如“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论语·学而)“学而不厌”(论语·述而),“博学而笃志”(论语·子张),等等。这里的学主要是指学“礼”,但也不排斥学“文”(知识),“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君子博学于文”(论语·雍也)。他认为虽然有生而知之者,但是即使是这样的圣人也要学。不学古代的礼、文,道德就会产生各种流弊。

“思”即思考。孔子说:“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论语·季民)。看的时候,考虑看明白了没有;听的时候,考虑听清楚了没有;脸上的颜色,考虑温和么;容貌态度,考虑庄重么;说的话,考虑忠诚老实么;对待工作,考虑严肃认真么;遇到疑问,考虑怎样向人家请教;要发怒了,考虑有什么后果;看见可得的,考虑我是否应该得。总之,要用心里的道德观念来检查,反省自己。一方面,通过思的活动,考察立利,如违背道德观念,就是错的,就要改正,“过,则勿惮改”(论语·述而);另一方面,通过思的活动,如果发现自己的言行符合道德规范,你就无所忧,“君子不忧”。“学”与“思”的关系是:“学而不思则罔(无所得),思而不学则殆(危险)”(论语·为政),二者不能偏废。

“行”是指言行、立行。这是道德生活的实践活动。孔子把“行”看作教育学生的科目“文,行、忠、信四教”之一。因此,孔子很注重道德修养中的“行”,他自己则身体力行。他主张,“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他要求“言必信,行必果”(论语·子路)。他甚至用千里马来比喻要人们赞美品德,他说:“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论语·宪向)。他反对“色取仁而行为,居之不疑”(论语·颜渊)的伪君子。他反复谴责,“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巧言乱德”(论语·卫灵公)。

孔子从正反两方面都反复强调了统治者以身作则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多次强调过:“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以及“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孔子在回答季康子的问政时说:“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论语·颜渊)。他对自己的自我修养过程,也作了概括和描述,他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中跄距”(论语·为政)。三、四十岁是学习、领悟阶段;五、六十岁是安身立命、守道阶段;七十岁古稀之年是自我修养最高阶段。经过不断自我修养过程,最后达到道德的最高境界。这说明,孔子承认人的道德境界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个循序渐进,不断修养、不断进步的过程。孔子的学、思、行的自我修养的“三字”方法,对后世影响很大。由于孔子很注重自我修养,后来的儒家道德就大力提倡“修身”,“养性”和“慎独”等。

孔子伦理思想的核心是“仁”,其作用是用来约束人们的行为,使之符合于“礼”。他认为通过以下行为才能达到“仁”的标准。首先,孔子认为:“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论语·阳货)。哪五种呢?他说:“恭、宽、信、敏、惠。”(论语·阳货)。一个“仁人”,要具备这样五种品德:“恭则不侮”,即保持一定的尊严和恭敬,就不会招致别人的侮辱;“宽则得众”,宽厚就会得到大众的拥护;“信则人任焉”,诚实,言出令从,具有威信,就会得到别人的任用;“敏则有功”,善于思考,行动果断,这样在工作中可以取得具体的成绩;“惠则足以使人”,善于布施一些恩惠,而自己却无所耗费,就能够使唤人。这说明仁的作用和礼的作用一致。所以,孔子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论语·子路)。”

其次,孔子认为求仁完全是靠自己的自觉、主动,并不依靠他人的行为。他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孔子强调实现仁的自觉性,目的是要人们自觉地去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礼的规范。于是,就把“礼”这种外在的制约,通过“仁”的德性修养,转化为一种内在的,自觉的道德规范。孔子还提出了一个人自觉实现仁的简易方法:“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

还有,仁的行为必须在视、听、言、动诸方面全面地符合礼,这是仁的品德的全面性。即“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孔子对其弟子子路、冉求、子华的政治才能,令尹子文的忠诚、陈文子的清白,都不称许以仁的品德。他认为能行“恭、宽、信、敏、惠”五者于天下,才算“为仁矣”,能做到“刚(刚强),毅(果断),木(朴实),讷(言语谨慎),近仁”,能够“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则“仁在其中矣”(论语?子路)。因此,他要求每一个人不论在怎么仓卒匆忙和颠沛流离的情况下,都要时刻追求这种成果:“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这个意义上的仁,孔子也叫做“道”,所以他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

《论语》还提出若干道德行为的准则,作为道德评价的标准。首先,孔子提出“仁者安仁”(论语·里仁),讲的是道德与幸福的关系问题,这是伦理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孔子说:“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困难环境),不可以长处乐(长久居于安乐中)”(论语·里仁)。又说,“士志于道”(论语·里仁),然而粗衣粗食未足评论,“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孔子指出德、福不一致,这种观点是对西周以来的“福善祸阴”天命观的一个否定。这种观点为汉代王充发展了,他提出“祸福不均”,作为对达官贵人的批评的一种武器。诚然,孔子这种观点也有消极的一面,因为它使受压迫的人“安贫乐道”。

其次,孔子提出义利问题,作为道德评价的根据之一。所谓义利问题,主要是指道德行为与个人利益的关系问题。孔子认为,评价人的行为善恶,主要看义,而不是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他重义轻利,把追求个人私利的人视为小人。他主张先义后利,以义统利,“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要做到“见利思义”(论语·宪向)。

此外,孔子还提出了“中庸”问题。他认为“中庸”既是一种最高的道德,又是道德评价的重要标准。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什么是“中庸”?孔子本人下过确切的定义,即“过犹不及”(论语·先进)。孔子能透过“过”和“不及”这两种绝然相反的表面现象,而看出它们完全相同的本质。这个思想很深刻,包含了辩证法因素。孔子关于“过犹不及”的“中庸之道”,无论当作道德准则,或是当作方法论,都产生过很大的历史作用,今天看来也仍然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为什么“中庸”也是道德评价问题呢?《礼记·中庸》一书解释说:“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即所谓“执两用中”,在矛盾的两个对立面之间,采取既不“过”又无“不及”的“中道”,从而使矛盾得到调和,免于激化。宋儒解释说:“中庸,是不偏不倚,平常,正常之道。”孔子认为,道德品行、气质,不应偏于一个方面,而应互相牵制。“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论语·学而)。孔子评价他的弟子时说:“师(子张)也过,商(子夏)也不及”,“过犹不及”(论语·先进)。两人都不符合中庸之道。

孔子的学生有若,用“中庸”思想解释“礼”,说“礼之用,和为贵”,又说,“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有若阐明了“中庸之道”的一个重要原则,即不能无原则地为调和而调和,必须以“礼”为准绳。无原则的调和,四方讨好,八面玲珑,无是非原则,孔子斥之为“乡愿”,认为“乡愿,德之贼也”(论语·阳货)。孔子所以讨厌“乡愿”作风,就是因为这种好好先生貌似中庸,实非中庸,是败坏中庸的小人。

当然,“中庸”所强调的是对立必须统一(这是对的),关于统一里面也有斗争,则没有讲到,这就使“中庸”这一具有深刻辩证法的思想,还留下了一条形而上学的尾巴。但是“中庸”绝不是什么“折中主义”,“调和主义”。它对于从实际出发,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在一定条件下,使工作做得适度,使矛盾保持平衡,使合理的状态不向反面转化,使良好的社会秩序保持稳定,从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总之,孔子是封建道德的奠基人,他的伦理思想,不但注意把人与动物区分开来,而且承认每个人都有自由意志,可见孔子尊重人的人格。正因为如此,他的伦理思想,把伦理与政治、教育紧密结合起来,重视人,注重人的道德修养,并且阐明了道德原则、规范和道德评价问题,从而为培养新兴封建政治服务的“志士仁人”和“君子”的封建教育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开辟了中国古代伦理思想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