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经学观及其疑经思想探析

2012年06月12日 03:43 中华文史网

袁枚,字子才,号简斋,又号存斋,晚年自号随园老人,世称随园先生,浙江钱塘(今杭州)人,生于康熙五十五年三月二日(1716年3月25日),卒于嘉庆二年十一月十七日(1798年1月3日),享年82岁。在18世纪的中国知识界,袁枚是声名最盛、成就最著、影响最大的文学家、诗人,同时又是颇有造诣和建树的思想家、学者。但是,以往人们论及或研究袁枚,大多集中在其文学理论和诗文成就,视之为文人才子,而对其学术造诣和思想建树多所忽视。近年来,这种状况有了一定的改观,但仍有待于学者转换视角,实事求是,深入探讨。本文拟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就袁枚的经学观及其疑经思想作进一步的探析。

在中国古代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儒家思想始终占据传统学术文化和社会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袁枚与许许多多的文人学者同样,自幼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下长大成人,所谓“龀齿未落,即受诸经”,其后又经科举入仕,因此,就其经学观的根本和归宿而言,仍然是传统的儒家思想。他曾明确表示:“我辈坠地后,舍周、孔何归?”又说:“问我归心向何处,三分周孔二分庄。”如果说,袁枚对庄子的认同及其受庄子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其人生哲学、文学理论以及诗文创作等方面,那么,他对儒家学说的归依和推崇,则充分反映在他的学术思想特别是他的经学观中。他多次强调:“古今来尊之而不虞其过者,孔子一人而已。”又说:“夫尧、舜、禹、汤、周、孔之道所以可贵者,正以易知易行,不可须臾离故也。”但是,对儒家思想的归依和推崇,并没有妨碍袁枚的独立思考,他从文人的独特视角,以思想家的锐利眼光,深入地观察儒家学说及其两千年来的发展,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六经皆文,这是袁枚经学观的根基所在,也是其经学观有别于他人的独特之处。袁枚认为:“六经者,亦圣人之文章耳。”他说:“若夫始为古文者,圣人也。”在袁枚看来,圣人“始为古文”,六经就是“圣人之文章”,而圣人之道即蕴含于文章之中,所谓“古圣人以文明道,而不讳修词”。他在为友人文集所作的序中明确指出:

文章始于六经,而范史以说经者入《儒林》,不入《文苑》,似强为区分。然后世史家俱仍之而不变,则亦有所不得已也。大抵文人恃其逸气,不喜说经。而其说经者,又曰:吾以明道云尔,文则吾何屑焉?自是而文与道离矣。不知六经以道传,实以文传。《易》称修词,《诗》称词辑,《论语》称为命,至于讨论修饰而犹未已,是岂圣人之溺于词章哉?盖以为无形者道也,形于言谓之文。既已谓之文矣,必使天下人矜尚悦绎,而道始大明。若言之不工,使人听而思卧,则文不足以明道,而适足以蔽道。

可见,袁枚认为“文”与“道”二者须臾不可分离,与其说“六经以道传”,不如说“实以文传”,这是因为圣人之道无形,而圣人之文可见,无形之道正是通过有形之文才得以表达出来,所以说,“古圣人以文明道”。在他看来,要使圣人之道大明,就要讲求“修词”,做到“言工”;若言之不工,词之不达,“则文不足以明道,而适足以蔽道”。不难看出,在“文”与“道”二者的关系上,袁枚关注的是“文”,重视的是文章的“修词”、“言工”。也就是说,袁枚极力强调的是文章本身的重要性。就此而言,袁枚的见解是超越常人、不同凡响的。纵观中国古代的学术史乃至文学史,自唐代韩愈明确提出“文以明道”、“文以载道”的主张之后,历代学者大多仿而效之,把“明道”、“载道”视为作文的鹄的,衡文的标准;在“文”与“道”二者之间,始终把“道”置于首位,强调“道”的重要性。清初以来文坛盛行不衰、影响颇大的桐城派,就十分强调文章的“义法”,主张“因文以见道”,重视文章的“明道”作用。一些文人学者,虽然也主张“文”与“道”二者不可分离,反对将“文”或“嗤为小技”,或“薄为余事”,甚至“直析文与道而二之”的做法,但重视的仍然是“文”的“明道”、“贯道”、“载道”作用,强调“文以明道,以贯道,而实以载道,匪明何以贯,匪贯何以载?说虽殊,其为深探元本则一也”。而袁枚则反其道而行之,从六经乃“圣人之文章”的观点出发,把落脚点放在文章上,重视文章的修辞达意,强调文章本身的重要性。显然,这一看法不仅具有悖离传统的色彩,而且具有解放思想的意义。

在主张六经就是“圣人之文章”的同时,袁枚理所当然地把六经视为后世文章之滥觞。他说:“六经者,文章之祖,犹人家之有高、曾也。”又说:“六经、《三传》,文之祖也。”他还进一步比喻说:

六经之于文章,如山之昆仑、河之星宿也。善游者必因其胚胎滥觞之所以,周巡夫五岳之崔巍,江海之交汇,而后足以尽山水之奇。若矜矜然孤居独处于昆仑、星宿间,而自以为至足,则亦未免为塞外之乡人而已矣。

可见,正是因为六经为文章之祖,所以但凡后世之文章,无不从此滥觞而出,发展而来,有如“五岳之崔巍,江海之交汇”,最终得以囊括“山水之奇”,形成历代文苑百花齐放、争奇斗艳的盛况。袁枚在与友人论文的函札中,反复予以论证说:

六经,文之始也。降而《三传》,而两汉,而六朝,而唐宋,奇正骈散,体制相诡,要其归宿无他,曰:顾名思义而已。

又说:

有韵之文,始自《关雎》,降而五七古,降而五七律,再降至词曲,而流品极矣。未闻于词曲外,有能再化一格者。无韵之文,始自《尧典》,降而汉魏,降而六朝,降而八家,再降至时文,而流品极矣。未闻于时文外,有能再倡一体者。

在袁枚看来,自圣人“始为古文”之后,文章流别代有所变,体裁各造其极,有韵之文自《诗经》以下,经五言、七言古诗发展到律诗,再到词曲;无韵之文则自《尚书》之后,经汉、魏、六朝发展到唐宋八大家,再到时文。在此,袁枚把古诗、律诗、词曲和古文、骈文、时文相提并论,同样视为六经之后文章的流别和发展,这一看法,是尤为值得注意的。一般而言,在中国古代正统学者的眼里,时代愈近,世风愈下,文章亦流品愈杂,格调愈卑。所谓时文不如古文,词不如诗,曲不如词。纂成于18世纪晚期,代表当时知识精英思想观念的《四库全书总目》,就对词曲一类作品大加贬抑,认为:“词、曲二体,在文章、技艺之间。厥品颇卑,作者弗贵,特才华之士,以绮语相高耳”。至于有关举业时文,则将其视同于“民间无用之族谱、尺牍、屏幛、寿言等类”,一概弃若敝屣,摒之于收录范围之外。如果说,时文因其主要适应科举考试的需要,大多流于八股程式而不被学者看重;那么,对词曲的轻视和贬抑,则纯属长期以来形成的偏见。袁枚敢于突破传统,在认定六经皆“圣人之文章”的同时,把词曲乃至时文都视之为后世文章流品之一而加以一定程度的肯定,无疑大大地提高了文章的地位,彰显了文章的价值。

再进而就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发展变化而言,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学说逐渐成为统治者尊奉的正统思想,儒家经典也日益受到学者的推崇,居于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以至历代学者,大多奉儒家经典为圭臬,甚至“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为打破儒家经典的垄断地位,冲破儒家学说的思想桎梏,历代也有一些敢于独立思考,勇于向传统挑战的学者,大胆提出他们自己的见解,阐发不同流俗的主张。诸如明代以降学者陆续提出,至清中叶章学诚而集其大成的“六经皆史”说,清初以来学术界出现的“经子平列”的主张,乾嘉时期学者提倡的“经史并列”的思想,其实质都在于反对经学独尊的观念,重视史学和诸子的价值,提高它们的地位。袁枚也认同“六经皆史”的主张,他曾在为学者史著所作的序文中,开宗明义地提出:

古有史而无经。《尚书》、《春秋》,今之经,昔之史也。《诗》、《易》者,先王所存之言;《礼》、《乐》者,先王所存之法。其策皆史官掌之。

又说:

古有史而无经。《尚书》、《春秋》皆史也;《诗》、《易》者,先王所传之言;《礼》者,先王所立之法,皆史也。

有学者据此认为袁枚以经为史,把六经视之为历史著作,并因此而将袁枚与章学诚相提并论。但细绎袁枚所有的著述文字,全面分析他的思想主张,可以看到,袁枚更为强调,并且反复论证的还是“六经亦圣人之文章”的观点,并且,与“六经皆史”以及“经子平列”的主张相比,袁枚提倡的六经皆文的主张,在反传统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在思想解放的层面上也更为大胆。这是因为,在中国古代图书乃至学术的分类中,特别是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产生之后,文历来都被置于最末的位置,较之史、子,其地位更等而下之。而袁枚则把六经认定为“圣人之文章”,视之为后世“文章之祖”,据此而强调文章的重要性,肯定文章的地位,提升文章的价值。这一观点,无疑在相当程度上剥去了儒家经典的神圣外衣,还原出它们作为文章的本来面目。其在学术思想史上的创新价值和解放意义,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从六经皆文的观点出发,袁枚对儒家经典提出了大胆的质疑。上自“经”之名称及孔子删经之说,下至各部经书,都成为他怀疑批评的对象。乾隆时期,汉学方兴未艾,汉学家普遍尊经、信经,致力于经书文字、音韵、训诂、考据的研究。对此,袁枚颇不以为然。他在给当时著名汉学家惠栋的信中说:

夫德行本也,文章末也。六经者,亦圣人之文章耳,其本不在是也。古之圣人,德在心,功业在世,顾肯为文章以自表著耶?孔子道不行,方雅言《诗》、《书》、《礼》以立教,而其时无《六经》名。后世不得见圣人,然后拾其遗文坠典,强而名之曰“经”。增其数曰六、曰九,要皆后人之为,非圣人意也。是故真伪杂出而醇驳互见也。

在袁枚看来,古代圣人重视的是“德行”,并非刻意为文,亦不愿“为文章以自表著”;只是由于其道不行,“方雅言《诗》、《书》、《礼》以立教”,并未自视为“经”,也未尝自定“经”名。但后世尊崇圣人,因不得见之,便“拾其遗文坠典,强而名之曰‘经’”。袁枚认为,后人这样的做法,不仅非圣人之本意,而且造成了其文“真伪杂出而醇驳互见”的情形。既然这些被后世尊之为“经”的“圣人之文章”本身存在问题,那么,对之进行怀疑和批评就是允许的,并且是理所当然的。为了反驳当时一些汉学家对“疑经者非圣无法”的非难,同时也给自己倡导的怀疑和批判精神寻找依据,袁枚宣称:

疑,非圣人所禁也。孔子称“多闻阙疑”,又称“疑思问”。仆既无可问之人,故宜长阙之而已。且仆之疑经,非私心疑之也,即以经证经而疑之也。其疑乎经,所以信乎圣也。六经者,文章之祖,犹人家之有高、曾也。高、曾之言,子孙自宜听受,然未必其言之皆当也。六经之言,学者自宜参究,亦未必其言之皆醇也。疑经而以为非圣者无法,然则疑高、曾之言,而为之干蛊、为之几谏者,亦可谓非孝者无亲乎?

这就是说,一方面,六经之言本身并非“皆醇”、“皆当”;另一方面,怀疑精神本来就是儒家圣人所提倡的,所以,疑经不仅不是“非圣”,反而是为了“信圣”。正是因为如此,袁枚“以经证经”,反复“参究”,对儒家经典提出了全面的质疑:

⒈质疑“经”之名称及孔子删经之说

袁枚对六经的名称持怀疑的态度,他在与当时汉学家往来的函札中说:

三代上无“经”字,汉武帝与东方朔引《论语》称“传”不称“经”,成帝与翟方进引《孝经》称“传”不称“经”。六经之名,始于庄周;经解之名,始于戴圣。庄周,异端也;戴圣,赃吏也。其命名未可为据矣。

又说:

六经之名,始于庄子;经解之名,始于戴圣。历考六经,并无以“经”字作书名解者。

在袁枚看来,不仅“六经”之名不足为据,就连孔子删经之说,也未可尽信。他在策试秀才的题目中,直截了当地提出疑问说:

孔子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此说相传久矣。然考之《论语》,惟从先进似定《礼》,正《雅》、《颂》似定《乐》,其余俱无明文。夫子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曰“多闻阙疑”,曰“吾犹及见史之阙文”。《诗》、《书》,古也,孔子所信、所好、所雅言者也。就有所疑,阙之可也。毅然删之,而不学史之阙文,何也?《春秋》之“夏五”、“郭公”,至无谓者也。《逸书》之“升陑”、“亳姑”,《逸诗》之“棠棣”、“素以为绚”,皆有意义者也。不删无谓之《春秋》,而删有意义之《诗》、《书》,又何也?……《左氏》:韩宣子适鲁,见《易》象与鲁《春秋》,以为周礼在鲁。似《春秋》为鲁史无疑。然《楚语》:庄王傅太子,申叔时教之以《春秋》。《晋语》称羊舌肸习于《春秋》。其时孔子未修,而《春秋》一书,楚、晋二国已传诵之者,又何也?

袁枚还进一步就孔子修《春秋》之说提出质疑,他在读到学者有关研究《春秋》的著作之后,专门就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鄙意终觉《春秋》一书,断非孔子所作。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作《春秋》,史官事也。孔子非史官,“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焉有侵史官之权,而妄为代作,曰“知我罪我”,俨然以素王自居,不但夫子不肯,鲁之君臣及史官,亦不能容也。且既云:“笔则笔,削则削,游、夏不能赞一词”矣。乃孔子绝笔于获麟,而后之《春秋》从哀公十四年起,直书至十六年孔子卒而后止。三年中是又何人之笔,何人所赞哉?可见鲁自有史官,有《春秋》,不与孔子为存亡也。书之可信者,莫如《论语》。《论语》载:子之教人,则《诗》、《书》、执礼;自勉,则五十学《易》,绝无半字及《春秋》。

因此,袁枚断言:

是孔子之前,四方之国有《春秋》久矣。或者孔子自卫反鲁,正《雅》、《颂》之余,偶读《春秋》,而略加修饰。《公》、《谷》所引,有“不修《春秋》”之称,是未可知也。而作则断无之事。

对孔子删《诗》之说,袁枚也反复加以辩驳:

余尝疑孔子删《诗》之说,本属附会。今不见于三百篇中,而见于他书者,如《左氏》之“翘翘车乘,招我以弓”,“虽有姬姜,无弃憔悴”,《表记》之“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古诗之“雨无其极,伤我稼穑”之类,皆无愧于三百篇,而何以全删?要知圣人述而不作。三百篇者,鲁国方策旧存之诗,圣人正之,使《雅》、《颂》各得其所而已,非删之也。

可见,袁枚对长期以来学术界认定的孔子删经之说颇不以为然,认为孔子定《礼》、《乐》之说尚可信,至于删《诗》、《书》,修《春秋》,则不仅“俱无明文”,而且还多有自相矛盾甚至不可解之处,不可尽信。

⒉指摘经书问题

袁枚认为,后世尊之信之,高踞于神圣不可侵犯地位的经书,实际上“真伪杂出而醇驳互见”,存在着不少问题。

其一,文字多有异同。在袁枚看来,今传各部经书,与古人所见,存在着不少文字上的差异,为此,他专作《经文异同》一篇,列举了诸多相异之处。如《说文解字》、《吕氏春秋》、《史记》、《汉书》,以及后世解经的许多著述,乃至石经、碑刻,其中所引的经书文字,就有许多与今本不尽相同。以《尚书》为例。今本《虞书·大禹谟》:“帝德广运,乃圣乃神,乃武乃文。”《商书·咸有一德》:“七世之庙,可以观德;万夫之长,可以观政。”而《吕氏春秋》引用的这两段文字,却颇有差异。一作“天子之德广运,乃神乃武乃文”,一作“五世之庙,可以观怪;万夫之长,可以生谋”。并且,不仅《吕氏春秋》所引《尚书》文字与今本多有差异,“其他《史记》、《汉书》所引《尚书》与今异者百数十条,不胜摘录”。

其二,文句多所阙略。袁枚认为,经书乃至许多古书,都有阙略的现象,大至篇章,小至文句,所在多有。因而他专作《今书缺略》一篇,举出了种种这方面的问题。如《礼记》,“刘向《七录·王制》有《本制》、《兵制》、《服制》诸篇,而今之《王制》无之”;“《说苑·贵德篇》引《礼记》曰:‘上牲损则用下牲,下牲损则祭不备物。’今四十九篇无之。”又如《春秋三传》,“康成笺《冢土》曰:‘《春秋传》蜃宜社之肉。’今三传皆无此语。”再如《尚书》,“《墨子·尚同篇》引《太誓》曰:‘小人见奸巧,乃闻不言,发罪均。’今本所无。《孝行览》引《商书》曰:‘刑三百,罪莫重于不孝。’亦今本所无。”

其三,记载相互歧异。袁枚将经书内容相互比勘,发现其中不少记载有相互矛盾之处。如同样是向孔子请教有关甲兵战阵之事,《论语》记载说:“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左传》则记载说:“孔文子之将攻大叔也,访于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则尝学之矣;甲兵之事,未之闻也。”袁枚比勘之后发现,孔子之答一对卫灵公,一对孔文子,《左传》与《论语》的记载相互歧异。再如古代婚礼,宾客是否往贺,各经记载不尽一致。袁枚说:“《戴礼》曰:‘婚礼不贺,娶妇之家三日不举乐,思嗣亲也。’不知《左氏》罕虎如晋贺夫人,又《礼》贺娶妻者曰:‘某子使某,闻子有客,使某羞。’注:‘羞者,佐其供具;客者,乡党僚友之贺客。’岂非婚礼亦贺之证欤?”又婚礼是否用乐,经书所载也有不同,袁枚指出:“《郊特牲》曰:‘婚礼不用乐,幽阴之义也。’然《关雎》‘琴瑟友之’、‘钟鼓乐之’,乐也;《左氏》‘凤凰于飞,和鸣锵锵’,乐也;古乐府有《房中乐》,则婚礼用乐亦可。”

他如经书中某些文字记载太过简略,某些内容有相似甚至互抄之处,某些篇章有伪托现象,凡此等等,袁枚也都有所指摘。可以说,袁枚把六经视之为“圣人之文章”,由此而质疑经书本身存在的诸多问题,实际上消解了经书的神圣性,也在相当程度上打破了经学独尊的观念。

⒊怀疑各部经书

由六经皆文的观点出发,袁枚还认真审视各部经书,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面,就各书的具体问题提出了怀疑和批评。

其一,疑《尚书》。袁枚对《尚书》的怀疑,主要集中在《今文尚书》的某些篇章。《尧典》是《今文尚书》的首篇,历代学者鲜有对之提出疑义者。袁枚却大胆发难,在策试秀才的题目中,他明确提出疑问说:

“若稽古帝尧”,此追序之词也。不千百年,何遽称古?然则《尧典》者,夏书耶?商、周书耶?康成训“古”为天,“稽”为同。尧、舜同天,可也;皋陶同天,亦可欤?孔安国疏“稽古”为顺考古道而行。夫置闰,古无有也;治水,古无有也。然则尧之所顺考而行者,何古也?不能先觉而试鲧九载,民何辜欤?不明试以功,而试以二女,有此试人法欤?纳于大麓,果即捐阶焚廪意欤?抑是大录天下之政欤?岁二月东巡,至十月而五岳已毕。天子之车,吉行三十里,其周流得及欤?

又说:

孟子曰:“尽信书,不如无书。”此是晚年悟道之言,若早见及于此,则捐阶焚廪,舜不告而取之说,俱付之齐东野语而已矣。即如葛伯以七十里诸侯,而夺童子之黍肉,此是恶丐行径,汤遣一小卒擒之足矣,安用起兵以征之哉?余尝谓:书中最可信者,莫如《尚书》、《论语》。然《尚书》开口便称“粤若稽古帝尧”,则其相隔必有千百年。若相离不远,史官必不称“粤若稽古康熙、稽古顺治”也。

《金縢》也是《今文尚书》中的一篇,《序》称:“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伪《孔传》云:周公“为请命之书,藏之于匮,缄之以金,不欲人开之”,并解释说:“遂以所藏为篇名。”但由于该篇上半段所记为武王病重,周公告祭先王,愿以身代,“乃纳册于金縢之匮中”,武王因之病愈之事,下半段则记成王继位,因受流言所惑,疑心周公“将不利于孺子”,乃“与大夫尽弁,以启金縢之书”,得明事情真相之内容,与《序》所言有矛盾之处,故孔颖达《正义》专就此疏解说:“武王有疾,周公作策书告神,请代武王死。事毕,纳书于金縢之匮,遂作《金縢》。凡《序》言‘作’者,谓作此篇也。案,经周公策命之书,自纳金縢之匮,及为流言所谤,成王悟而开之。史叙其事,乃作此篇,非周公作也。”可见,此前学者关于该篇的争论,多纠缠于是否为周公所作。与袁枚同时稍后的孙星衍作《尚书今古文注疏》,对此篇的考辨也重在辨析何者系周公所作,何者为史臣附记,何者为后人羼入。袁枚则大胆超越前人以及时人关于作者的争辩,将怀疑的目光直接锁定在《金縢》本身,从礼制、人情、事理、史实等方面入手,考辨该篇之伪。如篇中记载周公作坛代武王祷告,其祝词有言:“惟尔元孙某,遘厉疟疾。若尔三王,是有丕子之责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云云。袁枚辩驳说:

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故《礼》卒哭乃讳。其时武王虽病,并未终也。不称“元孙发”以祷,而称“元孙某”以讳,是先死人待武王也。某某者,后世之俗讳,三代所无也。商人曰帝甲、帝乙,此不称名之证,不称某也。周人所谓讳者,以谥代名,故《礼》凡祭不讳,临文不讳。临之以高祖,则不讳曾祖以下。晋荀偃祷,称平公为曾臣彪,此称名之证,不称某也。《诗》曰:“一之日觱发。”曰:“骏发尔私。”皆公作也。寻常咏歌,不讳于其子成王之前,而一旦祷祀,反讳于祖、父太王、王季、文王之前,于义何当?

诸如此类,经反复考辨之后,袁枚得出结论:“《金縢》虽今文,亦伪书也。”至于《今文尚书》为什么会出现伪书,袁枚认为,其原因在于“汉求亡经过甚,致伪书杂出”。因此,袁枚十分赞成晋人谯周之说:“《尚书》遭秦火,多缺失。学者谈《金縢》,都难凭信”。

有清一代对《尚书》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考辨《古文尚书》之伪,对《今文尚书》则重在为之作新注新疏,鲜有论及《今文尚书》之伪者。袁枚敢于指摘并考辨《今文尚书》某些篇章的真伪,无论其结论能否成立,其独立思考的精神,思想解放的勇气,都是极可嘉尚的。

其二,疑《三礼》。袁枚对《三礼》都有怀疑,自言其“自幼读《礼》而疑,稍长泛览百家,而疑乃益深”。这些怀疑,主要集中在《周礼》和《仪礼》二书的作者及其内容两方面。

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关于《周礼》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历来是学者争论不休的问题,归纳起来,大体有周公所作、周秦之际儒者所作、汉末刘歆伪造等说法。其中,认为周公所作的学者占多数。至于《仪礼》,则主要有周公所作及孔子所作两种看法。袁枚否认那种认为《周礼》和《仪礼》系周公所作,为周公“手定”的看法,他说:

夫三代远矣,今之微文大义,幸不绝如线者,赖有孔子。孔子之言又杂矣,今之可信者,赖有《论语》。引孔子为断,而三代之礼定;引《论语》为断,而孔子之言定。孔子赞《周易》,正《雅》、《颂》,志欲行周公之道,形于梦寐,岂有周公手定之书,竟不肄业及之之理!子所雅言,《诗》、《书》外惟礼加一“执”字,于《石经》为“艺”字。盖《诗》、《书》有简策之可考,而礼则所重在躬行,非有章条禁约也。故孺悲学丧礼于夫子,而夫子亦常问礼于老聃。使《仪礼》有书,《周礼》有书,则人人依书而习之足矣,又何执礼、学礼、问礼之纷纷耶?

可见,在袁枚看来,《周礼》、《仪礼》并非周公“手定”,其书也并未成于周公之时。袁枚又进一步推阐说:

夫周公相成王,夜以继日,犹恐天下不治,何暇仰屋梁偈偈著书!其门下士亦必无吕不韦、淮南王诸客也。

既然《周礼》、《仪礼》并非出自周公之手,那么,其作者为谁,又成于何时呢?袁枚在反复考辨的基础上,得出结论:

总而论之,今之《周礼》,今之《管子》、《晏子》也。管子相桓公,才最大;晏子事景公,学甚正。今所传之书殊驳,必非管、晏所作。夫以杂霸之才,后人拟之而不类,况周公乎?以无关重轻之《管子》、《晏子》,后人尚附会之,况《周礼》乎?

显然,袁枚认为,《周礼》、《仪礼》二书皆成于后世,出自后人之手,与《管子》、《晏子》二书非管子、晏子所作,由后人附会而成的情形相同。

正是因为《周礼》、《仪礼》二书成于后世,出自后人之手,所以,在内容上也就多有附会,不可尽信。袁枚以《仪礼》为例,举出了不少可疑之处:

《聘礼》:贾人启椟,取圭。郑《注》:贾人在官,知物价者。夫聘以通两君之好,藉圭将敬,而乃令贾人与之。以廉让之堂,为交易之所,过矣。

《丧礼》:诸侯悬壶代哭,士代哭不以官。夫父母之丧,创巨痛深,发乎不得已,所谓哀至则哭,何常之有?乃竟有代哭之文。南朝王秀之,一达人耳,犹禁子孙代哭,曰:“丧主不能淳至,故欲多声相乱。魂而有灵,吾当笑之。”岂周公乃秀之之不若耶?

《士相见礼》宾五请,主人始出,又不升堂,止于大门外一拜,太傲;盛服行礼,忽而袒衣,旋袭,又袒,又袭,如是者数十次,太烦;孙为祖尸,父拜其子,明日宾尸,子为父客,太戏;赞何人斯,而见妇酌妇,妇东赞西,相面也,相拜也,太渎。

《仪礼》已然如此,而《周礼》、《礼记》二书,“较《仪礼》纰谬更甚”。袁枚说:

《礼》称天子羞用百二十品,酱用百二十瓮,其物又合蠃醢、脾析、蚳,以足其数。无论食前方数十丈,使天子对案若海,无下箸所;而且蚳、蠃皆秽虫也,今之乞人不食,而当时天子食之,尤可怪矣。又郑注:天子冕旒玉用二百四十物,加以金饰。岂非巨鳌戴石,头岑岑几压死耶?夫食、色,性也,而天子亦人也。一食而二百四十味,九夕而八十一女,一冠而二百四十玉物,宁有是哉?宁有是哉?

诸如此类,袁枚所疑之处,竟多达一百余条。因此,袁枚专门致书当时总裁三礼馆的朝廷大臣李绂,建议在纂修时,对《三礼》采取“存疑多,存信少”的态度。应当说,袁枚对《三礼》提出的诸多质疑,不乏可取之处;而他所提倡的这种客观求实的精神,更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其三,疑《春秋》。袁枚质疑《春秋》,主要针对所谓的“《春秋》书法”问题。在中国学术史及其史学史上,孔子修《春秋》,几乎得到学者的公认;而孔子首开其例并极为看重的笔削褒贬,所谓“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也被称为“《春秋》书法”,给予后世以深远的影响,甚至被一些学者奉之为金科玉律,推崇备至。袁枚不为传统所囿,敢于向儒家圣人孔子挑战,在否认孔子修《春秋》的同时,对孔子所谓的“《春秋》书法”也提出了大胆的怀疑。他说:

今治《春秋》者,从经乎?从传乎?必曰:从经。然从经者,果束《三传》于高阁?试问:《春秋》第一篇〈郑伯克段于鄢〉,郑为何伯?段为何人?克为何事?鄢为何地?开卷茫然,虽鬼不知也。必曰:不得不考于传矣。然则传所载桓公、隐公皆被弑,而经皆书“公薨”。隐弑者之冤,灭逆臣之迹。岂非作《春秋》而乱臣贼子喜欤?若曰为国讳,小恶书,大恶不书,毋乃戒人为小恶,而劝人为大恶欤?

又说:

天王狩于河阳,周襄王无故而远狩于千里之外,隐、桓二公皆被弑,而经皆书“薨”。是圣人之直笔转不如晋之董狐、齐之南史氏矣!乱臣贼子,又何所鉴戒而惧焉?

在袁枚看来,所谓的“《春秋》书法”,既掩盖了事实真相,又颠倒了是非黑白,不仅不能使“乱臣贼子惧”,反而使“乱臣贼子喜”;如此笔削褒贬,连古史直笔都不如,谈何鉴戒作用!因此,袁枚宁可相信,孔子“述而不作”,不过沿袭鲁史旧文,“宁肯如舞文吏,以一二字为抑扬,而真以素王自居耶?”

袁枚既然毫不留情地否定所谓的“《春秋》书法”,对专门解释《春秋》笔削褒贬,阐发孔子“微言大义”的《公羊传》,也多所指摘批评。他说:

尝谓柳子非《国语》不如非《公羊》,尝偶摘之,如春王正月而以为黜周王鲁,宋穆让国而以为酿祸,叔术妻嫂而以为贤,许止弑父而有时赦,宋襄败泓而以为文王之战,祭仲废君而以为合圣之权。于外大恶书,于内大恶讳,然则内之乱臣贼子无忌惮矣。贼不讨不书葬,然则晋灵、齐庄皆暴露矣。子同生而以为病桓,则是直彰公纵夫人淫奔,而与大恶不书之说自相矛盾。

袁枚认为,所谓的“《春秋》书法”已经难辞其咎,而《公羊传》又走得更远,不仅褒贬不合情理,匪夷所思,而且记载自相矛盾,隐讳失实。他激愤地说:

以昭六年书仲孙何忌为讥二名,启王莽禁二名之渐;以齐襄公复九世之仇为合礼,启汉武开边之祸;以天王出居于郑为不能乎母,启武后易唐之渐。实与而文不与,圣人不若是之舞文也。享国长故不为之讳本恶,享国短故为之讳本恶,圣人不若是之龌龊也。

因此,袁枚对《公羊传》始终持批评否定的态度,甚至不无调侃地说:“《北史》载刘兰毁《公羊》,见公羊白日现形,祟兰而卒。余毁《公羊》殆三十年,何其鬼之能灵于昔而不灵于今耶?”

其四,疑《论语》。在儒家经籍中,《周易》而外,袁枚对《论语》是最为肯定的。他曾说:“六经中,惟《论语》、《周易》可信,其他经多可疑。”又说:“孔子之言,《戴经》不足据也,惟《论语》为足据。”然而,即便是“可信”、“足据”的《论语》,袁枚也能客观对待,大胆怀疑,指出其不可尽信之处。以《论语》所记为例:

即如论管仲,忽而褒,忽而贬;学不厌,诲不倦,忽而自认,忽而不居,皆不可解。其叙事笔法,下论不如上论之朴老,如“道千乘之国”、“弟子入则孝”两章,直起直落,不作虚冒架子。至下论,则论仁而曰“能行五者于天下”,论政而曰“尊五美屏四恶”,都先作一虚冒,如廋词隐语,教人猜度。倘子张不问,则不知“五者”为何行,“五美四恶”为何事矣!其他如九思、三戒、三损、三益、三愆、三畏,都是先加虚冒,开《周礼》九贡、九赋之门。“子见南子”一节,子路何以不悦?夫子何至立誓?至今解说不明。

子路往见丈人,至则行矣,子路不仕无义一节说话,是向何人饶舌?亦犹赵盾假寐,鉏麑触槐死矣,所叹不忘恭敬等语,是何人听得?师旷瞽矣,何以见王子晋火色不寿?此种疑窦,不一而足。

袁枚认为,《论语》之所以出现这些记载前后不一,说法相互矛盾,以及笔法上下互异的疑义之处,是因为“《论语》一书,亦是孔子亡后弟子之弟子记之,孔子所不知也”,并且“《论语》记言,不出一人之手,又其人非亲及门墙者,故不无所见异词、所传闻异词之累”,甚至其中还多有“诸子百家冒孔子之言”的现象。因此,袁枚专作《论语解四篇》,列举诸多疑义之处,并提出自己的看法,试图予以解答。以对管仲的不同评价为例,袁枚说:

《论语》有《齐论》、《鲁论》之分。齐人最尊管仲,所谓“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以管仲为仁者,齐之弟子记之也。故上篇“齐桓公正而不谲”,下篇“陈成子弑简公”,非《齐论》而何?鲁人素薄管仲,所谓“五尺之童,羞称五霸”,以管仲为无一可者,鲁之弟子记之也。故上文哀公问社,下文子语鲁太师以乐,非《鲁论》而何?均有伪托,未足为信。

正是由于弟子各有所好,亦各有所讳,所记也就各有侧重,因此而造成同一人物前后褒贬不一的矛盾现象。这一看法,应当说是有一定道理的。

综上所述,袁枚在认定六经“亦圣人之文章”的前提下,对传统的儒家经典展开了全面的质疑,诚如其自言:“六经虽读不全信,勘断姬孔追微茫。”这在儒家学说仍然被尊奉为统治思想,并始终占据学术文化主流地位的古代社会,无疑是需要巨大的理论勇气的。即以孔子删经而言,不仅已然成为学术界的定论,而且被视之为“经”之所以为“经”的开端。《四库全书总目》就曾以官修的姿态,明确宣称:“经禀圣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无所容其赞述。所论次者,诂经之说而已。”而袁枚敢于质疑“经”之名称及孔子删经之说,敢于指摘经书问题,敢于怀疑各部儒家经典,大胆表示自己“双眼自将秋水洗,一生不受古人欺”,这种独立思考的品格,怀疑批判的精神,乃至离经叛道的胆略,在清代中叶的学术界,几乎无人能与之相比。完全可以说,袁枚的经学观及其疑经思想所体现的价值和意义,为清中期呈现多元发展趋势的学术思想界,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仅就此而言,在有清一代的学术思想领域,无论如何,袁枚是应当占有一席之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