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

2012年06月13日 04:29 飞华时空

要比较明确地描绘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图景是相当困难的,因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其发展历史有数千年之久,但是有了个基本事实是大多数人所公认的。其一,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汉民族的文化为主体和主导方向的。其二,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儒学为主,佛道为辅,构成其理论核心,从社会思想的主体内容到民族的思维方式莫不如是。儒、佛、道相辅相成,三位一体渗透到社会意识的各个方面,影响到社会各阶层的言行举止和民风习俗。其三,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建立在以家庭为单位,以宗法血缘为纽带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上。

中国传统文化是几千年文明历史的积淀。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发展、衰落、沉淀、复起,影响弥漫,观念渗透,都表现为一个各种观念相互冲突、扬弃、凝结、淘汰的过程。在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中,它的基本走向与中国的农业经济和农业社会发展趋向一致,儒、佛、道互补,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核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理论的基本内容,“内圣外王”,“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其追求的理想境界。对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来说,能取得“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成就的毕竟不多,诸如周公、孔子之类的人物也是很少有人能够企及的。就是一般的仕途,也大都是坎坷艰辛,大部分名落孙山,潦倒一生,道家从清净无为,全真养性方面,佛学,特别是中国化的禅宗在修性寡欲,明性见心方面发展了一整套的理论和修养、锻炼方法,使知识分子从内在的心理平衡上抑制或泯灭内心对名利追求的欲念。在内向自我反省这点上,道、佛两家不仅和思孟学派的内圣之路相通,而且在理论内容和形式上表现的更优雅洒脱。因而道佛学说适应了失意知识分子自鸣清高,自我安慰的心理需求,也使得意的士大夫在充满倾轧、黑暗、阴谋的官场之外找到了一个心灵安憩的乐园。

中国的封建社会的长期稳定和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曲折性,这两个历史事实表征了传统文化巨大影响的存在。认识它的长处和局限,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再结合,对中国现代化的进程都是一个不能回避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活动是历史传统、现实生活和发展趋向这三者的统一,是人在一定历史、地理环境中,在人和自然,人和人,人和社会相互作用过程中形成的一种价值体系,作为民族行为方式存在的内在依据,体现为民族自我认同的民族性格和气质。

人际关系的认识和协调是传统文化研究的中心内容,它关心的是社会群体的稳定和协调。个人的思想和利益只有在社会群体中才有其存在的价值。在宋明之后,以天下为己任的历史责任感与其说是一种个体独立的意识,更不如说是一种社会义务。民贵君轻,社稷江山为重的政治观念,正是强调和谐、责任、义务、贡献的社会群体意识的反映,它强调的是把修身、齐家、冶国、平天下融为一体。传统文化主体对客体的认识主要是通过内省体验,直觉领悟和付之言行实践规范的方法。天、地、人在一种统一的图式中得到了有机的联系,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协调的群体和谐就是真、善、美的最高境界。由于各社会阶层的经济、政治地位及活动方式的差异,对文化客体认识的表现形式也不一样。统治阶层主要是用政策、法律、制度的形式将文化观念以强制的方式固定下来。知识阶层主要是用理论形态(思维的内容和形式)提炼文化观念,使之成为民族文化的核心,并通过教育、入仕的途径,广泛影响到社会意识、行为、生活的一切领域。平民百姓主要是通过行为方式的规范(民风习俗)表现出民族文化的表象特征。这三种外在形式只是基本文化观念:社会心理、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在不同层次的文化主体上的展开。

社会心理反映了人对生态环境(社会和自然)的主观评价,是行为方式的内在稳定机制,持中、冷静、和谐、克制是传统的社会心理。价值观念反映了人从现实的利害关系出发,对生态环境的一种评价尺度,表现力价值标准、价值取向和价值理想,是行为方式的直接动力。“德成而上,艺成而下”是传统的价值标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是传统的价值取向。对完美精神世界的执着追求,理想人格的社会塑造,使这种价值标准和价值取向上升为社会的价值理想,成为社会的基本信条和行为准则。精神力量、道德榜样的感召往往会掀起一股广泛的社会思潮,特别是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迫时期,那些“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志士仁人往往会成为社会崇拜的偶象和精神支柱。审美情趣反映了人的情感和美感的角度。对理想的生态环境(包括物质和精神)的一种追求,使人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具有理想和幻想的色彩。对意境和神韵的追求,忽视具体和结构的分析,是传统审美观的基调。这一基调使理论思维趋于超脱现实生活所提供的经验材料,而追求一种玄秘朦胧,超脱尘世的意境。老庄思想,魏晋玄学对知识阶层之所以有那么大的魅力,除了自我修养完善,心理调节平衡的原因,传统审美情趣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传统文化是以中华民族为载体,中华民族的言行交际将传统文化表象化,具体展开为民族的情、知、志、趣、理。

情是指情感和情调。传统文化体现的民族情感是含而不露,喜怒不形于色,温良恭俭让是民族情感的基本情调。个人的激情被抑制在冷静的群体理智的规范中,轻佻和狂妄是对个人激情和意志表现的判决书。持中,稳重,现实是传统文化情之三昧,它排斥了六合之外的幻想,社会正是在人际关系冷静的协调中否定了有超越人际关系规范之外的人的情感的存在,主体情感的自我意识消失在长幼尊卑贵贱的社会等级情感之中。喜怒哀乐只能在礼的规矩中才会得到社会的认可。

知是民族的知识结构,知识发展的趋向,从传统文化的核心——儒、道、佛思想的主要发展阶段看,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等理论形态,其中的内容无外乎一是修性养身,二是经世方略,治邦权术,三是关于仁、礼的各种理论思想,作为修身和经世的指导原则。从孔子到龚自珍历代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学问家都是伦理道德家或政治家,而没有一个是自然科学家。从《吕氏春秋》到《四库全书》,从《史记》到《资治通鉴》中国历代的百科全书和史书的编纂看,其目的和内容部是以人际关系的协调为主旨的。瀚如烟海的典籍亦以文史哲著称,关于律历、农艺、技艺方面的书籍所占的比重远较逊色,有关天文、律历等方面的科学技术知识一是强调其实用,二是不能犯“仁”、“礼”规范之忌,三是关于这些知识的理论说明都归结到论证以“仁”、“礼”规范为基础的封建等级关系的合理性。传统文化对社会秩序的安排从底层平民到上层统治者都作了各方面的研究,从起居饮食到待人处世都有一系列的规定限制,从而对人际关系在历史经验和现实生活的基础上,提炼总结出一整套的概念范畴。这一套概念范畴构成了传统文化的理论基础。传统文化表现的民族智力结构是民族价值标准的反映,是社会需求在价值追求上作出一种判断的凝积物。科举取士的仕途制度将民族知识的发展趋向固定强化,是传统价值取向的表现形式。社会知识阶层皓首穷经在四书五经中领悟处世为人的人生哲理和齐家治国的经世方略,从儒家经典中寻找主榜题名的终南捷径。先秦科学知识的结晶《墨经》“后世莫复传习”①。与“仕途进取毫不相关”的《天工开物》初刊不久即失传,湮灭了几百年。②

志是指民族的道德和情操。对传统文化来说,自汉以来三纲五常是道德的最高标准,忠孝双全是道德追求的最高境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社会的道德责任感。“士可杀不可辱”是民族所乐道的情操,这种道德情操的标准和具体内容是由社会整体要求所决定的。传统文化的道德观念体现在民族的气质上,一方面是唯唯诺诺的平庸气息;另一方面是慷慨悲歌的死谏精神。体现在民族的行为上,一方面是循规蹈矩的死板作风,空话连牍的俘夸习气;另一方面又是任劳任怨的苦干精神,艰忍不拔的执着追求。平庸和死谏,死板、浮夸和苦干、执着部是在忠孝道德规范下,人主体价值和尊严沦丧的表征,人只是在长幼尊卑贵贱的等级秩序中才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忠孝两者相通,都是提倡一种盲目的信仰,这种盲目的信仰可以是狂热的卫道,亦可以是麻木的愚昧,人的行为被外在强制力量所支配,人们的自我意识消失在迷信和偏见之中,既不能对客体自然作出冷静的观察和分析,又不能将主体人作为自我意识的客体发掘出自身的需求和创造力。

趣是指民族的心理选择,是价值取向在爱好和习惯上的表明,反映了民族在具体文化形式上的所长所短;传统文化在医学、天文、数学、农艺等领域,其理论认识有自己的思想特色,其基调就是天人感应。一方面否定六合之外神低的存在,强调天道自然;另一方面又浮在表像,将天象、人事、自然万物相互类比,相互解释、说明,自然始终没有成为认识活动的独立客体,一方面是细致人微的观察描述;另一方面又是玄秘虚幻的空泛理论。一方面是强调实用技能技巧的经验性,另一方面又是沉耽于荒诞无稽的推演类比中的玄思性。表现在处世为人的人生哲理和治国安邦原则的选择中,也是一方面表现为充满现实忧患意识的格言警句,另一方面则是超越现实关系的虚无图景和五德终始的迷信框架,客观全面的观察,深入局部结构的实证分析,通过经验材料的归纳整理,用概念、范畴、命题等构筑理论的逻辑结构,对这些方面传统文化完全缺乏兴趣。兴趣的缺乏是因为社会没有这种需求,传统文化没有这方面的动力。这种社会心理的选择使民族的兴趣不能在由技艺实践发生的物理、几何问题上得到彻底的发展,也不能在思维规律的研究中形成科学的逻辑分析和构成理论逻辑结构的能力。

理是指民族对是非、美丑的理性判断,是社会价值尺度表现为人的言行依据的准则。它既表现为政策制度的具体框架,严格地划分出是非美丑的界限,又有占社会统治地位的思想和理论,形成一种普遍的观念规范,无形地支配着的人的言行举止。传统文化是以礼和仁的规范作为行为的准则,“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仁作为一种规范其基本内容就是克己,即要求人个服从于社会群体的秩序。这一基本内容以礼的各种外在形式加以制度化,成为人行为方式的规矩方圆,“规矩方圆之至,礼者人道之极也”①。

具有几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传统文化曾经有过非常光辉的灿烂的历史,至今仍具有迷人的魅力和引人的研究价值。不加分析,不顾事实的一味贬斥是无济干事的。它的存在,它的落伍,它的影响,它的更新,它的生命力自有其历史原因和社会土壤。否则,我们在距“五四”运动70余年后的今天,仍不得不再面对这庞大的体系进行反思和再估价。

传统文化的形成及其发展自有其与历史、地理环境相适应的合理性,它对在广阔的国土上,以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为单础的社会结构起了一种粘合剂和凝聚力的作用。它对中华各民族的交流、团结,在心理上的彼此协调,在情感上的彼此沟通起了一种稳定和促进的作用。文成公主的入藏,王昭君的入蒙,满清统治者的崇儒,都是传统文化起作用的几个比较典型的案例。它是抵御外来野蛮的军事侵略,维持庄严的民族自尊的强大精神支柱。它对世界文明的发展所作的巨大贡献是有目共睹的,经过合理的加工提炼,能成为中国新文化建设的一个来源。它的群体协调的社会意识,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和完善,等等,对现代中国社会都有某种启示和借鉴作用。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中国传统文化毕竟是古代农业经济的一种文化形态,它是建立在小农经济的物质生产方式基础之上,几千年来较为稳定的发展,到后来,使它带有凝重、迟滞、沉闷的特征。近、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物质生产方式的巨大变革,使中国传统文化失去了原有的物质生存环境,它的弊端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特别是阻碍了社会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对科技和生产淡薄的功利要求,压抑了社会每一个人为了追求物质利益的创造力,使一度相当辉煌的技术成就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社会既没有物质动力,又不能吸引、动员广大的知识力量去发展科学技术。社会的经济活动囿于同样的生产工具、同样的生产方式,同样的经济结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往复循环,绵延几千年。以家庭为单位的男耕女织是社会主要的生产方式,犁、耙等主要生产工具的形式、材料和制作方式延续到近代中国,和汉唐没有重大差别。同时,在宋明之后过于强调社会的群体意识,抑制了个体的独立性,束缚了他们思想的自由和创造力,过于凝重、迟滞、取中的社会心理特征,使其趋于保守,容易形成一种信古、恋古、托古的社会心态。这阻碍了社会对新技术、新科学、新观念的接受和消化,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在一定程序上延缓了中国近、现代社会世界化和现代化的发展进程。新旧观念的冲突给社会带来的震动也较大,延续的时间也较为久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