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基经济思想窥探

2012年06月13日 04:38 世界刘基文化研究总会

 

朱明王朝的建立,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嬗变时期,这种变化集中反映在经济思想上的转换和经济政策上的变革。其经济思想的渊源是来自传统的民本主义。现就此谈谈我的一些粗浅的看法,以就教于大方。

公元1368年,明王朝建立后,民族矛盾是朱明政权建立之前社会的最突出的矛盾,蒙古贵族入主中原以后,原居塞北的蒙古贵族统治者,对广大汉族百姓极尽压迫和搜括之能事,使得汉族百姓贫困到了极点,而塞北来的蒙古贵族一个个却成了大富翁,从而造成了如叶子奇所说的:“贫极江南,富称塞北”的社会局面。

蒙古贵族大量圈占牧地,在成吉思汗儿子窝阔台汗时,有人提出:“汉人无补于国”,建议“空其人以为牧地”。因这一主张行不通而没有执行,但在此以后,蒙古军队和贵族王公常“以民田为牧地”,“今王公大人之家,或占民田,近于千顷。不耕不稼,谓之草场,专放孳畜”土地兼并,横征暴敛,史载:蒙古贵族“侵占民田,民致贫者流离转徙”,富豪“收粟岁至数百万斛,而小民皆无盖藏”,“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这当然是元朝覆灭的根本原因。

明王朝是在元末社会残破不堪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农民没有土地和耕作工具,横遭蒙古、色目人的压迫。二十年来的长期战乱,农业生产惨遭破坏,人口锐减,田地荒芜,经济凋弊。洪武元年因“时兵革连年,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此情此景,在刘基大量的叙事诗词中也得到了描绘:“逾淮入大河,凄凉更难视。黄沙渺茫茫,白骨积荒垒。哀哉耕食场,尽作狐兔垒。”“阵车不驱驰,大田无耒耜。”“去年民食人,不识弟与姊。”直到洪武十五年,因战乱劳力流失,致使“为天下腹心,号膏腴之地”的中原地区仍“因人力不至,久致荒芜”。“平民避乱入山谷,编蓬作屋无环堵。回看故里尽荆榛,野乌争食声怒嗔。盗贼官军齐劫掠,去往无所容其身。”

刘基在诗词中,用诗的语言,回答了元末农民为何揭竿而起的原因:“官司职防虞,当念怀善良。……奈何纵毒淫,反肆其贪攘。破廪取菽粟,夷垣劫牛羊。朝出系空囊,暮归荷丰囊。丁男逃上山,妻女不得将。稍或违所求,便以贼见戕。负屈无处诉,哀号动穹苍。斩木为戈予,染红作巾裳。……”。“滥官舞国法,致乱有其因。何为昧自反,一体含怒嗔。斩艾若草芥,虏掠无涯津。况乃多横敛,殃祸动辄臻。人情各畏死,谁能坐捐身?所以生念虑,啸聚以荆榛。”“盗贼乘间发,咎实由官司。”“盗贼有根源,厥咎由官府。”这种横征暴敛,迫使百姓只得铤而走险。正如刘基在另一首感时述事诗中所说:“官征势既迫,……遂令无赖儿,睚眦操戈铤。……盗贼由此起,狼籍成蔓延。”通过这一番形象而生动的描绘,把元末官逼民反近乎全方位地显现了出来。而这一切,都是与元王朝暴虐统治有着直接联系。

元王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治上的极端腐败,朝廷上下,中央到地方,贪官污吏无处不有,无处不在,他们括民蠹国,危害天下。曾仕于元王朝,耿介谦洁,屡遭困扼的刘基感触之深,痛恨之情,在他的《感时述事》诗中作了形象的描述:“师行仰供给,州县方告疲。差徭逮所历,添官有权宜。奈何乘此势,争先置其私?百司并效尤,货贿纵横飞。……徇禄积日月,官吏之所希。此辈欲何求?朘剥图身肥。”

刘基前半生效力于元王朝,身在仁途却郁郁不得志,受朱元璋礼聘之后,曾运筹帷幄,一度颇得朱氏之赏识,朱明王朝建立后,官至御史台中丞。朱元璋所以能在建国后短短的时间里,建章立制,稳定了局势,统一了全国,重建封建经济秩序,较快地恢复和发展了农业生产,应当说这与刘基为之全身心地谋画是分不开的。

刘基兼融儒道,酷似西汉时的陆贾。他也与以《新语》而自居的陆贾一样,自视甚高,这从他对“士”所下的定义中足见一斑:“士有以一身任社稷之安危、一言回天下之趋向,盖其智足以识事机,其诚足以动人心,故能出入危邦,扶持庸君,宠之而不阿,违之而弗惩,知有国而不知有其身”。但刘基虽被誉为“帝师”,然刚愎自用的朱元璋,并不像“虚怀若谷”的刘邦对待陆贾那样,崇其策,谋其画,用其人。朱氏虽重刘基之才,但时有疑忌,他所依重者乃淮系李善长、胡惟庸之辈。在治国之道方面,朱元璋自有一套主张,因而,对刘基的治国方略并未给予应有的足够重视。朱元璋就曾对刘基说过“卿能言之,朕能审而用之”的话。尽管如此,但侍候在朱元璋身旁的刘基,闲时陈以王道,议政时出谋画策,耳濡目染,自然会给予朱氏以很大的影响。对此,朱元璋也是承认的:“刘基学贯天人,资兼文武,其气刚正,其才宏博。议论之顷,驰骋乎千古;扰攘之际,控驭乎一方。慷慨见予,首陈远略;经邦纲目,用兵后先……凡所建明,悉有成效”。从朱氏上述的自白中就不难看出,刘基对朱元璋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洪武元年朱元璋与刘基的对话,亦可作为具体的佐证:“上谓刘基曰:‘昔者群雄角逐,生民涂炭。今天下次第已平,思所以生息之道,何如?’基对曰:‘生民之道,在于宽仁。’上曰:‘不施实惠,而概言宽仁,亦无益耳。以朕观之,宽民必当阜民之财,息民之力。不节用则民财竭,不省役则民力困,不明教化则民不知礼义,不禁贪暴则无以遂其生。’基顿首曰:‘此所谓以仁心行仁政也’。”可见,他们的治民、治国的思想渊源都是来自儒家的民本主义,所以共识颇多。

刘基与朱元璋对“宽仁”、“惠民”虽有共识,然心态不同。身为朝臣的刘基,心之所系乃民生疾苦,“以天下苍生休戚为忧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以天下为己忧”,这种以民“休戚为喜忧”的心情,在他的众多诗词中多有体现。如他在《感事述事》中写道:“浙西耕桑地,百载安生聚。自从甲兵兴,征敛空轴杼。疲氓真可怜,忍令饲豺虎?追忆至元年,忧来伤肺腑。”农夫力田望秋至,沐雨梳风尽劳瘁。王租未了私债多,况复尔辈频经过。野田雀,鹰隼高翔不汝击,农夫田父愁何极!他在另一首《畦桑词》中用对比的手法写道:“君不见古人树桑在墙下,五十衣帛无冻者。今日路旁桑满畦,茅屋苦寒中夜啼。”诗言志,歌抒情。他在这首诗歌中,对挣扎在饥寒交迫,水深火热中的农民群众,寄予了深切的同情,抨击了权势炙人的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与地主贵族,对广大农民群众敲骨吸髓的盘剥和压榨,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元末明初的社会矛盾,同时也流露出他的民本主义的经济思想。

而朱元璋所以推行“宽仁”、“惠民”政策,则有着自己的考虑。来自农民并参加反元起义的朱皇帝,在斗争的实践中,深刻地认识到“君舟民水,载覆无常”的这种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对立关系。他还说过“天之爱民,故立君以治之,群能妥安生民则可以保(君)位,“古之帝王视民何尝敢轻,故致天下长久者,以此而已”。由此可见,朱元璋以民本主义为治国的指导思想,那是为了长治久安,以达到维护自己的至高无尚的统治地位之目的。

刘基虽没有写出体系完整的经济理论著作,仅只是散落在他那等身的诗文之作的字里行间。尽管如此,也不难发现他的有关经济之说,颇有独到之见,始终贯穿着传统的民本思想。

关于经济理论,刘基从传统的儒家“民本”观念出发,一再强调处理好国家与百姓、君与民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他在《拟连珠》中,见地颇深地指出:“国不自富,民足则富”,“国以民为本,而民以食为本”这里,刘基是以“国”代替“君”。“国”与“民”的关系,实际上说的是“君”与“民”的关系,就经济方面而言,也就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利益分配的关系。

如何处理好君与民的关系?刘基提出了“宽仁”、“惠政”之方略。政治上首先是立足于“宽仁”;经济上则从“惠政”出发。“宽仁”、“惠政”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它是儒家民本思想的延伸和进一步的发挥。对此,刘基是深通其道的,他以己所虚构的郁离子之口,道出了“宽仁”思想之真谛:“郁离子曰:‘石激水,山激风,法激奸,吏激民,言激戎,直激暴,天下纷纷生于激。是故小人之作乱也,由其操之急,抑之甚,而使之东西南北无所容也。故进则死,退则死,进退无所逃也,则安得不避其急而趋其缓也哉!’”正因为“悍卒猾吏”,“苛徭横敛”,迫使农民起来造反,尽管“盗贼之刑,自死而族,人岂愿为之哉?”而是因为“必有大不得已,然后宁蹈不测,以苟旦夕之命。”刘基告诉其友海宁尹知州,只要采取“宽仁”之策,“诚能顺而抚之,吾未见其弗宁也”。海宁“民劳而贫久矣。孟子曰:‘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于今之时,抑亦可谓之易而非难矣。”因此,他很是动情地祝愿友人:“国家之寄,朋友之祝,百姓之望,皆于是乎在。他日惠政之碑,又当为君书也。”

不与民争利,这是刘基的一个重要的经济思想。他心系于民,以解除生民之疾苦为己任,他所提出的经济政策是在于利民。他在《郁离子》中指出:“天下之重禁,惟不在衣食之数者可也。故铸钱造币,虽民用之所切,而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必藉王权民行世。故其禁虽至死,而人弗怨,知其罪之在己也。若盐,则海水也。海水,天物也,煮之则可食,不必假主权以行世,而私洿之以为己,是与民争食也,故禁愈切而犯者愈盛,曲不在民矣。”或曰:“若是,则数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时入山林,先王之禁亦过与?”曰:“先王不禁,非奄其利洿而私之也将育而蕃之以足民用也,其情异矣。矧百亩之田,无家不受,而不饥不寒乎。”归纳而言,刘基就是要求当国者不要与民争利,此乃儒家惠政之策。

“去奢尚俭”、“澄心省事”,这是刘基的又一经济思想。“盖闻积仓之家,独喜凶岁;舞法之吏,不乐治朝,故民由此困,而俗由此浇;是以去奢尚俭,明君所以弭邪侈,澄心省事,哲王所以清烦嚣。”这是儒家“仁政”思想的体现。刘基在《悦悦茂堂诗序》中,介绍了性好菊的旌教寺学庭上人培植菊花之经验:“上人之艺菊也,其种也以时,其溉也有节。其爱之也,如慈母之于子也。”因呵护得当,,“于是乎春而萌,夏而叶,秋而华,濯濯蓁蓁,蕤蕤英英,见其生而荣,而不知其所以生如斯而已耳。”究其因,“有是哉,是道也,后稷之所以教民稼也。上人其果有见于此耶。而独于此物者何耶?呜呼!使世人之为人牧者,怀其民如上人不其菊也,天下其永安哉!”为此,他还作诗明其理:“治圃如治国,养卉如养民。羲农契此理,立法诏后人。五帝暨三王,继世称至仁。……周辕逝东迈,此意久沉沦。诛求与剥削,浩荡无涯津。……谁见田里间,悲啼杂呻吟?本根不自固,枝叶何由伸!”显然,刘基在此反对的是法家之“苛政”,渲染的是儒家的“仁政”主张。“仁者爱人”,是儒家指导人际交往的思想之灵魂;“仁政”,是儒家治国安邦的基本国策。

再者,“国以民为本”,在于“养民”。能否“养民”,在于“牧民”;善于“牧民”者,则可“养民”;“牧民”之目的是使民为统治者效力。“牧民”实际上也就是“治民”。“养民”、“牧民”、“治民”只是用词不同,内涵的本质却是一致的。

刘基认为“牧民”之责在于地方官吏:“天子有民,不能遍治,故托之守令。故守令谓之民牧。夫牧也者,受人之牛羊而牧之,必为之圭其水草,适其寝讹,去其疾蠡,驱其豺狼,然后物生遂而牧之道得矣。是故悍卒猾吏,民虎狼也。苛徭横敛,民疾蠡也。虎狼不屏,疾蠡日生,寝讹失时,水草乏绝,则亦日就死亡而已矣,恶在其牧也?”他还认为要做好“牧民”工作,必须具有爱民之心:“夫设官所以为民也。官为父母,民为子。为父母而使其子不我爱,亦独何哉!故善为官者,犹农夫之善为田也,嘉谷以为亲,稂莠以为仇。”

刘基还在寓言式的《郁离子》中,把治民比喻为养蜂:“昔者丈人之养蜂也,园有庐,庐有守,刳木以为蜂之宫,……”由于勤于管理,产蜜甚多,但“其取蜜也,分其嬴而已,不竭其力也。”可是,“今其子则不然,”疏于管理,只是“取蜜而已。又焉得不凉凉也哉!”陶朱公以此为例,感叹地说道:“噫!二三子识之,为国有民者,可以鉴矣。”也就是说,一国之君管理天下百姓,亦可仿效灵丘丈人育蜂之道。

“民者,国之本也。”“百姓足而后国富,百姓逸而后国安”,“凡为治以安民为本,民安则国安”这种民本思想,刘基与朱元璋是有着共识的:“惟民食为命,王政之所先。”他在另一首诗中还进一步阐述了民本意识,写道:“先王制民产,曷分兵与农?三时事耕稼,阅武在严冬。”这就是孔子所谓的“使民以时”的经济主张。“盖闻天下有道,则贵者劳而贱者佚;天下无道,则贵者佚而贱者劳。是以弼亮惟寅,而万姓协睦;姻娅膴仕,而四方绎骚。”这里,刘基进一步深化了在经济方面国与民,即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关系的认识。

“世治不古,为民者日困。农疲于耕而终岁不饱其食,工疲于作而终身不得休息,……追乎徭役之可怜,诛求征敛之无厌,皆足以累其身,愁其心。”刘基认为“民者日困”的原因,是在于没有效法古之儒家治理国家之道。那么,如何解决面临的社会矛盾,医治社会的弊病呢?刘基把希望寄托于“惟知天者”的“圣人”身上,他在《天说下》中,曾谈及人(圣人)能胜天的道理时是这样说的:“天有所不能而人能之,……而天有所不能,病于气也,惟圣人能救之,是故圣人犹良医也。”接着他举例说道“朱均不肖,尧舜医而瘳之;桀纣暴虐,汤武又医而瘳之。周末孔子善医,而时不用,故传其方以传于世”,“尧、舜、汤、武立其法,孔子传其方。方与法不泯也,有善医者举而行之元气复矣。”一方以蔽之,治天下之病者,良医“圣人”也。在此,他特别推崇儒家治国之道,在他的《医说赠马复初》一文中,予以引伸:“或称医药出于上古之人,神农、黄帝皆为之,其果然乎?儒者疑之,惧世之以是小圣人也。孟子称尧舜忧民而不暇耕。夫耕,后稷实亲为之,岂以是为非圣人之所事哉?天下之事,不止于耕,而有大焉者,此孟子之意也。”什么是圣人之道呢?“圣人之道,包天地,括万物,一体而毫分焉,莫非道也。”这里,他把自己心目中的“圣人”的作用,夸张到极度,这只能是唯心史观的张扬。

总之,刘基在恢复与发展经济方面的种种设想与主张,不仅无包含着民本思想的浓郁底蕴,而且在某些方面有所突破,有所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