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的救亡思想

2012年06月14日 04:48 国学网

 

甲申(1644)之变,顾炎武闻讯后作《大行哀诗》,对于崇祯帝之死深表哀痛。清兵入关,明凤阳总督马士英等在南京迎立福王朱由崧,建立第一个南明政权。顾炎武受昆山县令杨永言的推荐,被福王政权授予兵部司务的职务。清兵攻陷南京后,顾炎武与归庄、吴其沆等在苏州、昆山参加了可歌可泣的抗清斗争。昆山城陷,死难者四万余人,顾炎武的生母何氏被清兵砍去右臂,两个弟弟遭杀害,好友吴其沆也被捕蒙难。顾炎武奉嗣母王氏避兵于常熟,王氏闻城陷,绝食十五天死节,临终时给顾炎武留下遗言:“我虽妇人,身受国恩,与国俱亡,义也。汝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祖遗训,则吾可以瞑于地下。”(《亭林余集·先妣王硕人行状》,见《诗文集》第165页。)国恨家仇,嗣母遗言,使顾炎武终生保持了不与清廷合作的态度。

明朝灭亡,八旗铁蹄南下,亡国之痛,败家之仇,使顾炎武的思想不能不产生强烈的震动。顾炎武同当时许多进步的思想家一样,在经历了晚明鼎革之后,痛定思痛,开始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痼疾和明朝灭亡的原因进行反省。

顾炎武认为,明朝灭亡,一是亡于学术,而是亡于道德沦丧。亡于学术,是指宋明理学“空谈心性”的学风造成了“经生之寡术”,道德沦丧是指“士大夫之无耻”,投降异族,反颜仕仇。

一、亡于学术

他说:“愚独以为理学之名,自宋人始有之。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亭林文集》卷3《与施愚山书》,见《诗文集》第58页。)

顾炎武指出,“近世喜言心学”者,“盖陷于禅学而不自知”(《日知录》卷十八《心学》),“心学”二字连用,在孔孟那里是找不到的。心学本身一变为“老庄”,再变为禅学,顾炎武认为这大大违背了传统儒学的宗旨。不仅心学流于禅释,程朱后学也有此弊。“濂洛言道学,后来者借以谈禅,则其害深矣”(《日知录》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今之《语录》几于充栋矣,而淫于禅学者实多,然其说盖出于程门”(《亭林文集》卷六《下学指南序》)。

他指出,宋明理学“空谈心性”造成了严重恶果。他说:

“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昔王衍妙善玄言,自比子贡,及为石勒所杀,将死,顾而言曰:‘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今之君子得不有愧乎其言。”(《日知录》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

所以心学泛滥是亡国的主要原因之一。

同时代的思想家颜元也是批判程朱理学空谈误国最猛烈的思想家。他指出,传统教育一个最突出的弊病就是脱离实际,把读书求学误以为是训诂,或是清谈,或是佛老,而程朱理学更是兼而有之,故其脱离实际更为严重。传统教育培养出的人既不能担荷圣道,又不能济世救民。所以他认为,这种教育“中于心则害心,中于身则害身,中于家国则害家国”。他指出:“误人才,败天下事者,宋人之学也”。这表示了他对传统教育,尤其是程朱理学教育严重脱离实际的深恶痛绝。

二、道德沦丧

道德沦丧是亡国的另一重要原因。顾炎武在《廉耻》一文中指出:

“《五代史·冯道传》论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

为此他提出“博学于文”和“行己有耻”两大救亡思想。他指出:“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耻之于人大矣。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妇之不被其泽,故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呜呼!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虽然,非愚之所敢言也。且以区区之见,私诸同志,而求起予。”

所谓“博学于文”,就是要研究社会历史和现状,“习六艺之文,考百王之典,综当世之务”,(任本31),明道救世,经世致用,抛弃宋明言心言性的空虚之学。所谓“明道救世”,“经世致用”,就是拯救民族危亡。

“行己有耻”,是强调做人讲廉耻。“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

什么叫“耻”?他指出:“君臣之分所关者在一身,华裔(夷)之防所系者在天下。故夫子之于管仲略其不死子纠之罪,而取其一匡九合之功。盖权衡于大小之间,而以天下为心也。夫以君臣之分犹不敌华裔(夷)之防,而《春秋》之志可知矣。”

因此他认为,民族大义高于一切。那些投降清朝贵族的人是“改形换骨,学为不似之人”,是软骨头,是出卖民族的败类,是“阉然媚於世者”,是最无耻之人。他号召没一个国人讲廉耻,讲民族气节,肩负起拯救民族危亡的责任。他指出: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日: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日知录》卷十三“正始”)

“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就是所谓的败义伤教,即伦理道德的沦丧。而在礼、义、廉、耻四者之中,“耻尤为要”。而最无耻的就是“被服儒雅,行若狗彘”、背叛民族立场、出卖民族利益的败类。他把士大夫之变节行为,称为“国耻”。

因此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就是说民族兴亡,匹夫有责。他号召没一个国人,都要肩负起拯救民族危亡的责任,不要卑躬屈膝当亡国奴。

顾炎武一生躬行实践了自己的主张,集道德文章于一身,给后人树立了楷模。

自顺治八年至金陵初次拜谒明太祖的孝陵后,他先后十次在钟山脚下跪拜明代开国皇帝的陵寝,在北方拜谒十三陵,特别是明代最后一位皇帝朱由检的思陵。他用这种行为方式,坚定并磨砺自己的反清复明的意志。

他牢记母亲的临终遗言,拒绝征召,也不接受康熙的招抚去参修明史。康熙时大学士熊赐履主明史馆,荐修《明史》,以死辞之。后清廷特开博学鸿词科,以怀柔政策安抚明朝遗贤,当道有人欲以为荐,顾炎武致书云:“先妣未嫁过门,养姑抱嗣,为吴中第一奇节,蒙朝廷旌表。国亡绝粒,以女子而蹈首阳之烈,临终遗命,有毋仕异代之言,载于志状,故人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出矣。”又云:“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殉。”大节不亏,正气凛然,永远拒绝这个异族政权。

他以松柏精神自况。他说“吾观三代以下,世衰道微,弃礼义,捐廉耻,非一朝一夕之故。然而松柏后凋于岁寒,鸡鸣不已于风雨,彼众昏之日,固未尝无独醒之人也!”

康熙十九年(1680年),顾炎武原配王硕人于昆山病故。自顾炎武离开家乡,在外面飘零二十多年,从来没有再回过昆山,自然再也没有见过妻子。他吩咐仆人买来香烛等祭品,遥祭妻子。他恭恭敬敬地拜了几拜后,慨叹时事,回忆往昔,终于痛哭失声,颇见真情。山河碎,鸳鸯分,多少人不幸?想必在他心底深处,也有对妻子的一丝愧疚吧,因为他在家与国中,坚定地选择了国。

“贞姑马鬣在江村,送汝黄泉六岁孙。地下相逢告父姥,遗民犹有一人存。”这是顾炎武悼念妻子的诗。大意是:妻子逝世在遥远的江南小镇,送妻子入土为安的仅有六岁的侄孙。你如果在黄泉遇到年迈的父母,请秉告二老吧,明朝的遗民还有我这个人——沉郁苍凉,蕴含着感人的悲壮。这一年顾炎武已经六十八岁了。

他用《精卫》一诗来表达自己矢志不移的救亡复国抱负和决心:

“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呜呼!君不见,西山衔木众鸟多,鹊来燕去自成窠。”

顾炎武作为一个江南文人,竟然留寓北方达二十多年,游历北方大地,结交豪杰,终生不忘恢复。其民族气节一直以来激励很多志士仁人。他的政治思想,特别是他的民族性,对于后来的晚清的资产阶级革命有引导性作用。资产阶级革命家章炳麟在反对清朝政府的时候,特意自署名章绛,同顾炎武初名,可见顾炎武思想的影响力之深远。

顾炎武是一座民族主义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