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思想精神的当代意义

2012年06月14日 04:51 数字中国

顾炎武作为明清之际的一位伟大学者,是中国历史上优秀思想文化成果的创造者和体现者之一;我们研究顾炎武思想,本质上是为了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思想文化。

顾炎武生当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明清之际,当时社会内部新生的经济矛盾加剧了其社会固有的各种矛盾而导致了其社会的动荡与变革。民族矛盾是顾炎武思想活动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其矛盾的演变与发展过程,决定了他的思想活动进程及其根本性质。以爱国精神贯穿于其活动过程始终的“明道救世”的顾炎武思想,本质上属于伦理范畴,是一种以“仁”为核心的反映中国古代社会宗法之“礼”在资本主义萌芽条件下损益新要求的伦理思想。

市民生活环境的习染及其特殊的人生遭遇,使顾炎武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当时的市民价值观,形成了其主张人皆有“爱身”“恋财”之心的市民意识,这种自私自利的市民意识贯穿于其整个治生活动,是其思想的一个基本方面,它内在地包含着追求人格独立与个性自由的人文精神,其具体而现实性的表现,便是他通过自己的治生活动来谋求其独立自主的生活。

肯定“私生于仁”,承认“私”的伦理合法性的新仁道思想,则是其启蒙思想的实质和核心。顾炎武关于“从私”、“恤私”的伦理思想直接导致了他的亲和道德观及基于这种新道德观的社会改革思想,包括针对君主独裁政体所提出的“分天子之权”以实行“君臣分猷共治”的主张和针对中央集权管理体制所提出的在一定范围内推行私营经济的主张。

顾炎武的抗清活动是为守“君臣之礼”而尽“忠”,其遗民活动则是为尽“孝”而尽“忠”。其爱国的实事有真事隐、假语存的情况,其诗歌则是发乎其本心的爱国之音,其中顺治间作品主要反映其抗清时爱国心的激荡,康熙间作品则主要反映其作为遗民的悲凉心态。其爱国思想要求化“忠”为“耻”,突破了传统的忠君观念,本质上是提倡一种以“人”而非“君”为对象的人道主义新仁德;由此,“礼”也相应成为一种带有一定民主性的新宗法。作为其实学思想基础的经世观念,正是本于这种新仁德——“耻”。

顾氏实学看似向原始儒学复归,其实具有不同于以往儒学的独特的伦理精神和学术精神,即“从私”“恤私”的人道精神和轻权威贵创新、重经验征共识的实证精神。这种实证精神合理地要求知识主体通过交往实践来实证其知识,然其忽视生产实践的缺陷,导致了其只求知识的社会之善而不顾其自然之真的的偏失,以此与西方近现代科学知识论之只求知识的自然之真而不顾其社会之善形成鲜明对照。

顾氏实学由起先追求“经生之术”发展到追求“救世之道”,从早期注重“学识广博”渐趋讲求“学有本原”,在此过程中实现了其杂学形态到经学形态的转变。作为其成熟形态的经学以重视“下学而上达”为本质特征,其实质在于强调“保天下”是“匹夫之贱,与有责焉”的大众性事业,必须取得普遍的社会共识才能成功。

重视“下学”是顾氏实学的历史特征。“学为诗古文”是其“下学”的基本功。其诗文创作所达到的艺术高度正是其“下学”功夫的体现。但最显其“下学”功力的是其经学。顾氏经学的特质不仅在于其研究范围极广,更在于其将经学本质地理解为史学,从而运用史学方法来开展经学研究。其经史研究方法以归纳与演绎法的结合为基本特征,它以其实践性和创造性区别且高于朱熹理学的先验性守成思维,又以其求“经世之用”区别且高于轻视实用的清代朴学思维。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作为顾氏实学的伦理精神,实质上是一种肯定人人平等的观念。这种观念是其实学所以能把实证(据)和实用很好地结合起来的思想根源所在,但却是为顾氏以后乃至当今中国学者所普遍缺乏的。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种平等观念体现在其为学态度上,就是反对“自小”或“自大”的“小人之学”,主张既不“自小”又不“自大”的“君子之学”。

顾炎武实学的具体内容固然绝大部分都已成为历史陈迹,但是,其实学思维及方法却至今仍未过时,在一定程度上,还很值得当今中国学者继承与发扬,因为它是导向真正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思维及方法的起点,至少要站到这个起点上,才能谈得到从事真正的学术研究,从事科学的创新事业。作为一般学者,我们要能站到实事求是的科学起点上,就当如顾炎武那样,既自知“匹夫之贱”的身份,又不失“有责”于“天下兴亡”的“豪杰”之心!

顾炎武是一位具有真正的知识分子良知的伟大学者,其做学问不是为了个人的一己之利,而是为天下而学问思辨的。所以,他著书立说有一个根本原则,就是“文须有益于天下”。正是从这一原则出发,他孜孜于明体达用、济世经邦之实学。为此,他极端鄙视和极力反对亟求当世之名以遂其私的“俗儒”们的“学问”方式,强调要在“本原之学”的基础上做出前世所未尝有、后世所不可无的真正“有益于天下”的学问。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学术精神,充分体现了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的天理良知。这种学术良知,对于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当代学者来说,也仍然是须臾不可丢弃的。不顾是否有益于天下,而一味昧着良心“炒学问”,乃至于像不法奸商那样大肆兜售假冒伪劣产品,这是知识分子的耻辱,亦是民族的不幸!顾炎武平生既重学又重商,既善学问亦会经商(且曾经商),然而,我们从他的学问中,却嗅不到一丝一毫的“商味”!顾炎武以其实践表明:治学与经商乃是两码事,商有商法,学有学术,决不应当也不能视治学如经商,乃至以经商之道来取代治学之道!顾炎武之值得研究,主要不在于他是经师,而在于其为人师。从他的身上,我们实在能学到很多东西,受到很多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