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于马尔萨斯提出人口论的洪亮吉

2012年06月21日 04:13 科教网

 

中国清代文学家、思想家。字君直、稚存,号北江。江苏阳湖(今武进)人,曾任翰林院编修、贵州学政、咸安宫官学总裁等职。著作有后人辑录的《洪北江遗集》,其政论主要见于《意言》,其中《治平》、《计生》两篇集中了他对人口问题的见解。

洪亮吉比T.R.马尔萨斯初版《人口原理》还早5年就把人口增长过多看作是社会贫困的根源。他认为,治平之世户口增长速度远远超过田和屋的增长速度,田与屋一般不过增加一倍,最多三、五倍,而户口则常至十倍或二十倍,因此田与屋经常不足,户口则经常过剩,“又况有兼并之家,一人据百人之屋,一户占百户之田”(《洪北江遗集·治平》),难怪冻饿而死者比比皆是。他提出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有两种:“天地调剂法”,即任凭水旱疾疫等天灾减少人口;“君相调剂法”,即由统治者采取措施“使野无闲田,民无剩力;疆土之新辟者,移种民以居之;赋税之繁重者,酌今昔而减之;禁其浮靡,抑其兼并;遇有水旱疾疫,则开仓廪悉府库以赈之”(同上书)。他主要着眼于限制人口增长和采取一些治标的措施,对解决问题的前景感到悲观,认为人口增长而生计不足是必然趋势;“天地不能不生人,而天地所以养人者原不过此数也”,“君相亦不能使人不生,而君相之所以为民计者亦不过前此数法也”(同上书)。洪亮吉的人口思想在近代中国学术界颇有影响。

洪亮吉的经济思想主要表现为对人口问题的分析。他认为社会上人口增长速度大大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速度,并将这种现象看作是导致人民生活贫困和社会动乱的主要原因。他认为在同一时期内,特别是在“治平”之时,“田与屋”即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最多按一倍、三倍、五倍的速度增长,而“户与口”即家户和人口却按十倍、二十倍的速度增长,因此“田与屋之数常处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有余”。再加上“兼并之家,一人据百人之屋,一户占百户之田”(《洪北江遗集·治平》),更加重了人口与生活资料的矛盾,于是便造成人民的困苦以至死亡。洪亮吉还指出,有时农、工、商和士各业人口迅速增长,而他们赖以谋生的田、货、佣书授徒之馆却完全没有增加,于是收入不断减少,而物价又上涨,因此这些人的生活受到严重威胁,有的人只好铤而走险。而更值得忧虑的是由此而产生的大量失业和无业者,他们一旦“遇有水旱疾疫,其不能束手以待毙也明矣”(《生计》)。

洪亮吉认为有两种缓和矛盾的方法:一种是“水旱疾疫,即天地调剂之法”;另一种是“君相调剂之法”,包括“使野无闲田,民无剩力”(《治平》),以及移民开荒,减轻赋税,禁止奢靡,抑制兼并,遇有水旱疾疫则开仓赈济等。但他认为这两种方法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口过剩问题,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得出了悲观主义的结论。

集中反映洪亮吉人口思想的《治平》、《生计》两篇论文,写成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较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T.R.马尔萨斯第一版《人口原理》出版早五年,而在人口与生活资料的相对关系上得出了与后者的人口论极为相似的结论。洪亮吉把人民贫困、社会动乱的原因主要归之于人口过剩,实质上掩盖了封建社会的阶级剥削和压迫。但他没有完全忽视兼并问题,同时他所指出的人口迅速增长和物价上涨的现象,也部分地反映了清乾降年间的历史事实。不过他对人口增长速度的描述过分夸大,对物价上涨原因的认识也是模糊的。

在高中语文教科书上,收录了一篇写于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的古文《治平篇》。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专论人口问题的文章,比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发表早5年。该文揭示了人口繁衍速度同经济发展速度之间的矛盾,分析了人口膨胀可能导致的社会危机,这位具有先见之明的作者就是乾嘉年间著名学者,在经史、地理、音韵、诗文等方面均有成就的洪亮吉。洪氏(1746~1809)字君直、稚存,号北江,江苏阳湖(今常州市)人。幼年丧父,随母寄居外祖家。乾隆五十五年中榜眼,授翰林院编修。曾任顺天乡试同考官、贵州学政等职。为人正直,嫉恶好善。乾隆晚年,和呻当权,无恶不作,和呻倒后,朝政依旧。他上书嘉庆皇帝,指责内外大臣误国害民,贪赃枉法,甚至指出皇帝“视朝稍晏,荧惑圣听”,几遭杀身之祸,后被谪戍伊犁。赦归后自号更生居士。与黄景仁为生死交,诗也齐名,有“黄诗似李白,洪诗学杜甫”之说。乾隆四十九年黄客死运城,他自西安借马疾驰四昼夜700余里,为其料理后事并扶柩而归,撰挽联曰:“噩耗到三更,老母寡妻唯我托;炎天走千里,素车白马伴君归。”治学严谨,曾因陈寿《三国志》有纪传而无志,即按纪传记载,参以《后汉书》、《晋书》诸志,条分缕析,互证旁通,正其讹误,撰成《三国疆域志》,至今仍是古地理研究中重要文献。其经学与孙星衍并称“孙洪”,著有《春秋左传诂》等。现有《洪北江全集》传世。

洪亮吉精于史地和声韵、训诂之学,善写诗及骈体文。洪亮吉的《北江诗话》,论诗强调“性情”、“气格”,认为诗要“另具手眼,自写性情”,赞赏杜牧的诗文能于韩、柳、元、白四家之外“别成一家”的独创精神;批评沈德潜诗学古人,“全师其貌,而先已遗神”(《北江诗话》卷四);非议翁方纲诗“如博士解经,苦无心得”(同前卷一)。这些都是可取的。此外评论古代及当时诗人,亦多精到语。

洪亮吉一生好游名山大川,足迹遍及吴、越、楚、黔、秦、晋、齐、豫等地,所以他的山水诗特多,有不少佳构。谪戍伊犁期间写的《安西道中》、《天山歌》、《行至头台雪益甚》、《伊犁记事诗四十二首》等,写塞外风光,尤具特色。诗笔于质直明畅中有奇峭之致。他的骈体文高古遒迈,“每一篇出,世争传之”(袁枚《卷施阁文乙集序》),如《出关与毕侍郎笺》、《游天台山记》、《戒子书》等都较著名。

洪亮吉著作,有《卷施阁诗文集》、《附鲒轩诗集》、《更生斋诗文集》、《北江诗话》及《春秋左传诂》。......

洪亮吉的“人口论”

200年前,清代以治经史文学闻名的洪亮吉(1746-1809)曾写过一篇叫《治平篇》的人口论。在当时人们对中国的人口问题尚麻木的时代,他却敏锐地洞见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洪亮吉生活的年代,正逢中国历史上人口飙升的时期。他不仅发现了中国人口隔代倍增、呈几何级数增长的规律,更可贵之处,在于他揭示了人口猛增与资源再分配的尖锐矛盾。他指出:“一人之居以供十人已不足,何以供百人乎?一人之食以供十人已不足,何以供百人乎?”他的观点,与比他小20岁的马尔萨斯所论证的生活资料呈算术级数增长,而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矛盾必然日趋尖锐的思想何其相似。

对于人口的自然调节与社会调节,洪亮吉也注意到了。但遗憾的是,他没有深入探讨“使人不生”即节育之法,这是历史的局限所致。

洪亮吉(1746——1809),宇君直、稚存,号北江。幼年丧父,随母寄居外祖家。乾隆五十五年中榜眼,授翰林院编修。曾任顺天乡试同考官、贵州学政等职。为人正直,嫉恶好善。乾隆晚年,和申当权,无恶不作,和申倒后,朝政依旧.他上书嘉庆皇帝,指责内外大臣误国害民,贪赃枉法,甚至指出皇帝“视朝稍晏,荧惑圣听”,几遭杀身之祸,后被谪戍伊犁,赦归后自号更生居士。与黄景仁为生死交,诗也齐名,有“黄诗似李白,洪诗学杜甫”之说。他治学严谨,见陈寿《三国志》有纪传而无志,即按纪传所载,参以《后汉书》、《晋书》诸志,条分缕析,互证旁通,正其讹误,撰成《三国疆域志》,至今仍是古地理研究中的重要文献。其经学与孙星衍并称“孙洪”,著有《春秋左祛》,现有《洪北江全集》传世。

治平篇·(清)洪亮吉

人未有不乐为治平之民者也,人未有不乐为治平既久之民者也。治平至百余年,可谓久矣。然言其户口,则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

试以一家计之:高、曾之时,有屋十间,有田一顷,身一人,娶妇后不过二人。以二人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宽然有余矣。以一人生三计之,至子之世而父子四人,各娶妇即有八人,八人即不能无拥作之助,是不下十人矣。以十人而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吾知其居仅仅足,食亦仅仅足也。子又生孙,孙又娶妇,其间衰老者或有代谢,然已不下二十余人。以二十余人而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即量腹而食,度足而居,吾以知其必不敷矣。又自此而曾焉,自此而元焉,视高、曾时口已不下五六十倍,是高、曾时为一户者,至曾、元时不分至十户不止。其间有户口消落之家,即有丁男繁衍之族,势亦足以相敌。

‘或者曰:“高、曾之时,隙地未尽辟,闲廛未尽居也。”然亦不过增一倍而止矣,或增三倍五倍而止矣,而户口则增至十倍二十倍,是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也。又况有兼并之家,一人据百人之屋,一户占百户之田,何怪乎遭风雨霜露饥寒颠踣而死者之比比乎?

曰:天地有法乎?曰:水旱疾疫,即天地调剂之法也。然民之遭水旱疾疫而不幸者,不过十之一二矣。曰:君、相有法乎?曰:使野无闲田,民无剩力,疆土之新辟者,移种民以居之,赋税之繁重者,酌今昔而减之,禁其浮靡,抑其兼并,遇有水旱疾疫,则开仓廪,悉府库以赈之,如是而已,是亦君、相调剂之法也。

要之,治平之久,天地不能不生人,而天地之所以养人者,原不过此数也;治平之久,君、相亦不能使人不生,而君、相之所以为民计者,亦不过前此数法也。然一家之中有子弟十人,其不率教者常有一二,又况天下之广,其游惰不事者何能一一遵上之约束乎?一人之居以供十人已不足,何况供百人乎?一人之食以供十人已不足,何况供百人乎?此吾所以为治平之民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