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反思:个人独裁不是社会主义

2012年05月29日 01:38 凤凰网

1942年5月27日,川东的江边小城江津,63岁的陈独秀在贫病交加中黯然辞世。

从辛亥革命时安徽省都督府的秘书长,到风行天下的《新青年》杂志创办人;从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到“五四运动时期总司令”,再到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到第五任最高领导人,这位从皖南名城安庆走出来的读书人曾经叱咤风云,可是晚年却落魄川东江边,寂寞度日。

死后的陈独秀仍然难得安宁。反党、反共产国际、反苏、反革命、汉奸、叛徒……各种罪名被强加于他的头上,几成十恶不赦的罪人,子女备受牵连,唯一的女儿被逼偷渡香港,而后亡命美国。

整整七十年过去了,被歪曲的中国现代史渐渐恢复了本来面目,真实的陈独秀也回到人们的视野中。“多年来戴在陈独秀头上种种不实指责被推翻,十顶帽子摘去九顶,还剩下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一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唐宝林在接受采访时说。

今年73岁的唐宝林是著名的陈独秀研究专家,对陈独秀进行了30年的深入研究。2010年他推出七十多万字的《陈独秀传》,被《亚洲周刊》评为非小说类“十大好书”第二名。

在他看来,“陈独秀一生有两个思想高峰,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二是最后民主见解。陈独秀晚年关于民主的思考,与今天中国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完全一致。”

“陈独秀一代人走了许多弯路,直到晚年才找到了民主政治的道路,”唐宝林先生说,“中国要实现这些目标,还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要坚守民主思想,坚持启蒙价值,致力于推动中国的民主进步。”

寂寞的一生

《投资者报》:陈独秀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重要人物,一生起伏跌宕,后人评价不一。作为陈独秀的研究专家,您认为陈独秀是什么样的人?

唐宝林:陈独秀首先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他经历曲折,思想也不断变化,但是他最终得出一个结论:救国救民的唯一道路是民主主义。所以终其一生,陈独秀是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他的目标就是实现国家的强大和人民的幸福。

但是,由于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自古以来历代统治者(包括皇帝、北洋军阀以及政党的统治)的专制、残暴、腐败、掠夺和愚民政策,以及因此而造成的落后、愚昧、自私、冷血、散漫的国民性,陈独秀一生奋斗和思想却很少找到同情者。因此,他的一生是寂寞的,并且自认是失败的。但是他留下的思想遗产是睿智而有预见性的。不管还要多么漫长的时间,中国最终将走上他指引的民主化道路。

《投资者报》:陈独秀的民主思想是从哪里得来的?

唐宝林:年轻的时候,陈独秀看到中国被列强屡屡入侵,割地赔款,受到强烈刺激。1901年,22岁的陈独秀到日本留学,不是去研究学问,而是寻找“中国为什么衰弱,人民为什么苦难”的答案。当时日本是开放的,既可以看到世界的先进技术,也可以了解世界的先进思想。他在日本接触到了法兰西早期的民主主义,认为非常好。

《投资者报》:当时许多中国留日学生拥护孙中山倡导的革命学说,陈独秀是否也深受革命的影响呢?

唐宝林:陈独秀和革命者有密切的关系,但是他一直没有加入同盟会,因为他不满意革命党内部的勾心斗角,对于狭隘排满的种族革命,对于革命党只依靠华侨和会党(不依靠国内资产阶级和民众)的做法,他也有自己的看法。

陈独秀既不认同当时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也不认同梁启超的立宪派,而是独树一帜地提出从改善国民性入手。在他看来,中国国民思想太落后,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养成的奴性思想太严重,最紧迫的是改变国民性。所以他倡导“新文化运动”,成为中国思想界的旗手。

《投资者报》: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陈独秀一直是中国思想界的风云人物,但是为什么“五四运动”以后,陈独秀开始转向实际政治运动,组建共产党,走向一条激进革命的道路呢?

唐宝林: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危机引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随后发生十月革命,改变了世界格局。在巴黎和会上,战败国德国本来应该将侵占我国山东的权利归还中国,可是却被转给日本,这使中国对西方宣传的民主自由平等产生了怀疑。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列宁政府两次发表声明,宣布放弃沙俄在中国掠夺的权利(事实上并未放弃),受到了中国的欢迎。这些事件改变了包括陈独秀在内的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他们认为苏俄提供了一条新的道路。在苏俄的鼓舞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陈独秀开始组建中国共产党。

《投资者报》:同样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陈独秀的选择完全不同,胡适一直主张温和的改良。

唐宝林:性格决定人的命运。陈独秀属于激进型、跳跃型的,在十月革命以后的世界形势影响下,陈独秀听信列宁的说教,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大多数人民的民主,比资产阶级民主要“高百万倍”,于是迅速转向无产阶级革命。对于陈独秀来说,民主追求并没有改变。可是性格激进的他总是企图找到较快取得成功的道路,对于缓慢的改良主义方法不予重视,在政治革命与思想启蒙之间跳来跳去,最后被激进的革命思想和方法所吸引。他真心地认为无产阶级的专政要高于资产阶级民主,由此步入了列宁主义。

在反对专制统治和改造国民性上,胡适和陈独秀是一致的。可是胡适的性格属于保守型、稳定型的。例如1915年,在美留学生对于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义愤填膺,纷纷集会抗议,胡适非但不与会,反而写了一个便条称:“吾辈远去祖国,爱莫能助,纷扰无益于实际,徒乱求学之心。电函交驰,何裨国难?不如以镇静处之。”胡适在美国留学多年,后来与美国一直保持很密切的联系,对美国的民主制度有近距离的观察和深刻的体会,认定只有欧美民主政治才是中国最好的出路。他抱定国民性不改变则中国永远没有希望的认识,一生主要重视思想学术上的启蒙运动,反对激进躁动,更反对流血的阶级革命,坚持改良主义。

晚年反思

《投资者报》:在领导共产党与托派的革命运动失败后,陈独秀对于斯大林体制有什么样的反思?

唐宝林:大革命失败以后,陈独秀一直坚持反蒋抗日,1932年被投入监狱。在监狱里,他思考了五六年时间,对于斯大林体制有以下三方面的深刻反思。

第一,“没有阶级的独裁,只有个人独裁”。陈独秀说,任何专制独裁,都是领袖个人独裁;任何独裁,都是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不能分离的。

第二,“个人独裁的国家不是社会主义。”斯大林自称苏联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可是陈独秀认为,政治上的民主主义与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是相辅相成的。托派认为,虽然有斯大林的罪恶,但是苏联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以他们的口号是“打倒斯大林,保卫苏维埃”。陈独秀则认为,苏联早已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如果说苏联是社会主义的工人国家,就是在糟蹋社会主义。

第三,斯大林的罪恶是制度造成的。如果不在制度上反对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一个斯大林倒了,会有许多斯大林在苏联和别的国家产生出来。

《投资者报》:陈独秀早年就说过,世界文明的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陈独秀将监狱作为“研究室”,对斯大林体制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对照陈独秀去世后的世界变化,人们不能不感叹陈独秀的思想是多么富有预见性。问题是,陈独秀只去过苏联一次,而且是短期逗留,他是如何认识到斯大林体制的本质的?为什么他能够进行如此深刻的反思呢?

唐宝林:陈独秀不是理论家,他是从自己亲身经历和惨痛体验中得到的教训,进而提出惊世骇俗的思想。

五四之后,陈独秀满腔热忱接受列宁主义,可是中国共产党组建之日起就在共产国际的严格控制下,必须无条件地执行共产国际制定的决议。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对国民党的几次屈辱性让步都是共产国际的决定,强加给中国共产党,或者由共产国际代表监督陈独秀执行。陈独秀在斯大林的共产国际控制下受尽屈辱,大革命失败了,责任又推到他身上,把他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者”。亲身经历使他认识到共产国际里没有丝毫民主可言。1934年“基洛夫事件”以后,苏联又开始大清洗,托洛茨基和列宁的其他战友都被斯大林从肉体上无情消灭,陈独秀看到了斯大林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个人独裁及残暴。

《投资者报》:可是,陈独秀是怎么了解到大清洗内幕的呢?

唐宝林:国内的报纸都有报道,另外托洛茨基流亡后仍和苏联国内有联系,陈独秀又和托洛茨基有联系,所以他清楚地知道斯大林做的每一项事情。

《投资者报》:从对斯大林体制的反思出发,陈独秀晚年对于民主有哪些深入思考?

唐宝林:陈独秀晚年思考和总结了人类民主发展的历史,得出几个结论:

第一,他认为民主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动力(另一重要动力是经济)。从古代罗马、希腊至今天、明天、后天,民主是每个时代被压迫的大众反对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民主不是某一特殊时代的历史现象,把民主视为资产阶级专利品是最浅薄的见解。换句话说,对于民主的普世性,早在70多年前陈独秀就已经论证过了。

第二,民主是被压迫大众通过斗争得来的,不能靠统治者恩赐。

第三,民主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名词,而是有具体内容的。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的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实施的范围有广狭而已。

《投资者报》:那么,在陈独秀看来,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有哪些区别?

唐宝林:陈独秀对二者进行过对比,总结出四个方面。

第一,在民主国家,国家领导人是各党派——政府党与在野党竞选,由人民选举,开会时有相当的讨论和争辩;专制国家由政府党指定,开会时只举手,没有争辩。

第二,民主国家无法院命令不能捕人杀人,专制国家秘密政治警察可以任意捕人杀人。

第三,民主国家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罢工的自由,专制国家没有言论、出版、集会、罢工的自由。

第四,民主国家反对党合法存在,专制国家不允许存在反对党。陈独秀特别强调反对党自由的重要性,因为如果没有反对党的监督和竞争,一党专政就会无法无天。胡适对陈独秀的这一观点也非常赞赏。

《投资者报》:陈独秀总结的这四条标准,至今仍然是衡量一个国家是民主还是专制的试金石。

唐宝林:陈独秀对民主信仰了一辈子,思考了一辈子,走了一个“之”字形的大弯路。他从反对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引进法兰西的民主主义开始,经过误入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最后升华到人民民主主义和全民民主主义。陈独秀关于民主的这些思考,与今天中国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完全一致。他的思考对于今天的中国仍然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急性病”无助于中国的进步

《投资者报》:陈独秀对于中国未来有什么样的构想或预言吗?这些构想或预言有什么价值?

唐宝林:陈独秀晚年处于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也是德意日法西斯最疯狂的时期,他对战争前途表示悲观。他说,如果法西斯胜利,中国可能做日本殖民地,人类会有一个黑暗时期;如果英美一方胜利,中国会回到战前状态。但是,不管道路多么曲折,他还是坚信中国与世界最后都要走向“人民民主”和“全民民主”的时代。在这个意义上,他还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投资者报》:纵观陈独秀一生,是否可以说民主、科学是他毕生的追求?

唐宝林:陈独秀本质上还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毕生追求的是民主和科学,但是后来的民主与科学与陈独秀所追求的相去甚远。例如,陈独秀追求的民主主要是指人权,而人权包括两方面内容:一个是个人要有独立自主的人格,一个是人人都有自由平等的权利。可是,“民主”一度被人歪曲成“资产阶级专利品”,“人民民主”也被“无产阶级专政”所篡改。“科学”更是如此,“科学社会主义”被人歪曲成以暴易暴的暴力革命,“打倒皇帝做皇帝”。如果陈独秀所代表的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看到民主与科学被歪曲到这种地步,不知道会多么伤心和震惊!

更进一步说,陈独秀追求的是国家的强盛和人民的幸福。需要注意的是,强盛的国家,人民不一定幸福,如前纳粹德国、苏联;但人民幸福的国家,则一定是强盛的。

《投资者报》:您怎么评价陈独秀所代表的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他们的人生经历有哪些教训值得吸取?

唐宝林:陈独秀所代表的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所走过的道路表明,“急性病”无助于中国的进步。与人类所追求的宏大目标的实现所需要的时间相比,一个人的生命只有几十年,太短暂了。陈独秀那一代人对专制势力的严重性和国民启蒙运动的长期性估计不足,以为通过一次两次革命就可以克服,像日本的明治维新那样。在五四启蒙运动时,陈独秀误入列宁主义,继而又误入托洛茨基主义,就是这种急于求成的“急性病”的表现。

我们不能苛求先贤,陈独秀一代人走了许多弯路,直到晚年才找到了民主政治的道路。中国要实现这些目标,还需要很长时间的努力。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要坚守民主思想,坚持启蒙价值,致力于推动中国的民主进步。民主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制度,能不能坚定地走向民主,也是对国民素质的一种考验。既要坚定不移,又不能性急,要有几代人甚至更长时间的奋斗不动摇。否则,还有可能出现新的暴君,使中国倒退回去许多年。殷鉴不远,前人的惨痛教训,中国近代以来为错误道路所付出的惨痛代价,千万不要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