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为何对“文学青年”祢衡下毒手

2012年06月21日 11:32 凤凰网历史

 

在东汉末年这样一个时局混乱、群雄逐鹿的动荡年代,曹操之所以能够除袁术、破吕布、灭袁绍、定刘表,最终脱颖而出,统一中原,纵横朝野,把持政局,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实行了“唯才是举”的用人机制。

广泛地吸收和笼络文人名士,是曹操在用人机制上的一项重要举措,哪怕这个人曾经把他骂得狗血喷头、体无完肤、一无是处。陈琳在那篇慷慨激愤、极富煽动力的讨曹檄文中,历数了曹操“饕餮放横,伤化虐民”“窃盗鼎司,倾覆重器”的种种罪行,怒斥了曹操的祖宗,甚至把曹操骂为“桀虏”和“人鬼”,可算是把曹操得罪透了。曹操看到这篇檄文时,不禁被陈琳一针见血、入木三分的笔锋所震惊,当时虽然卧病在床,但还是忍不住一跃而起,连连称赞陈琳的文才绝佳。袁绍败亡后,陈琳被抓去见曹操,表示愿意归顺,曹操因“爱怜其才”,所以赦之不咎,命为从事,署为司空军师祭酒,后又徙为丞相门下督。曹操在重用陈琳的同时,也经常与他在文学方面交流和探讨,对他的作品,曹操竟不能为之增减一字。

对于像陈琳这样的“仇人”,曹操都可以不计前嫌,为我所用。那么,对于手下其他声名远播的文人名士,曹操应该倍加珍惜,极力推崇才是。然而,曹操却表现出了让人惊讶的言行举动,先后辱祢衡、诛孔融、杀崔琰、灭杨修,上演了一场场侮辱、屠杀文人名士的惨剧,让人不可思议。

祢衡是一个纯粹的文人。作为一名文坛新秀,袮衡自恃其才,不知天高地厚,甚至目中无人,粪土一切,似乎带有一些狂悖型精神病症。尤其是在被孔融吹捧为“不可多得”的“非常之宝”后,祢衡更加狂妄失常,甚至有了许都城内除“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馀子碌碌,莫足数也”的感觉。令人想不到的是,这位丝毫不懂政治的文学青年,竟然在曹操面前出言不逊,大放厥词,引起了曹操的强烈愤恨和不满。对付这样一个不识时务、自命清高、蔑视权贵的酸腐文人,曹操有自己独特的一套办法,那就是通过“不命坐”“令为鼓吏”和“不起身相送”等方式,在礼法上有意怠慢,在人格上极力羞辱。曹操并不是不想杀祢衡,只是想到祢衡不过是一个狂傻之徒,顶多会恶语中伤、胡说八道,不会危及自己的统治;再者自己霸业未成,如果杀掉祢衡就会冷了人心,一条“借刀杀人”的毒计油然而生,何不借刘表之手除掉眼中钉、肉中刺,果然,祢衡到了荆州后因出言不逊,结果被一介武夫黄祖砍下脑袋。曹操知道后得意地笑着说:“腐儒舌剑,反自杀矣!”

与三国“愤青”祢衡不同的是,孔融不仅仅是文学家,更是一位政治家。作为孔子的二十世孙,孔融官高名远,众望所归,顺理成章地成为知识分子的一代领袖。名士出身的孔融向来看不起曹操,丧失地盘来到许都后,孔融认为自己是在为汉献帝做事,而不是为曹操效劳,不买曹操的账,这让大权在握的曹操觉得很窝火。孔融学问很大,但政治上不够成熟;勇气不小,但缺乏斗争经验;过于自信,以至于对时局经常错误判断。他与“高级俘虏”汉献帝来往过于亲密,甚至动不动就瞒着曹操上表,遭到了曹操的猜忌。不仅如此,他还多次借机嘲讽和指责曹操。他用“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的比喻,来讽刺曹操把自己喜欢的甄氏让给儿子曹丕;用“肃慎氏不贡楛矢,丁零盗苏武牛羊”的话语,来嘲弄曹操不值得大动干戈远征乌桓;用“尧非千钟,无以建太平;孔非百觚,无以堪上圣”的怪论,来反对曹操禁酒等,这让自以为是的曹操觉得很难堪。思想领域的不同和政治见解的分歧,以及孔融在大政方针上再三地公开与自己唱反调,使曹操心怀嫉恨,杀孔融的念头早已萌生。但由于北方局势还不稳定,加上孔融的名声远播,曹操不便对他怎样。到了建安十三年,北方局面已定,曹操在着手实施他的统一大业的前夕,为了排除内部干扰,便授意部下诬告孔融“欲规不轨”,又曾与祢衡“跌荡放言”,将孔融杀害弃市,两个儿子也未能幸免。这正所谓:“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与祢衡和孔融相比,崔琰算不上是一个完全的文人,但他却代表着当时整个贵族集团,也代表着聚集文化精英的士大夫阶层。崔琰虽然表面上归顺曹操,但打心眼里不服,尤其是对曹操自封魏王这种僭越行为更是义愤填膺。对于经自己举荐却赞同曹操称王的门生杨训,崔琰忍无可忍,有话要说,索性以前辈的口气给杨训写了一封义正词严的书信,里面竟有“时乎,时乎,会当有变时”的“反句”。曹操知道后,勃然大怒,于是将其关押。可崔琰在关押期间并不老实,竟然还“通宾客,门若市人”,与那些不肯降服的士大夫阶层搞反动聚会和非法活动,这是让曹操无论如何也不能原谅的。想到崔琰平日里的阳奉阴违和关键时候的节外生枝,曹操杀心顿起,于是利用“文字狱”的方式除掉了这位爱出风头的名流。

不少人认为杨修是因为他的才华外露,被曹操出于嫉妒而杀害,其实不尽然。曹操不但欣赏杨修的才华,而且对其“委以钱粮重任”,早晚“多有教诲”。如果单纯地因为嫉妒,曹操决不会把这个多次扫自己面子的人留在身边近20年。曹操之所以在死前的一年杀掉杨修,是因为杨修作为文人,已经深深地卷进了宫廷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杀掉杨修,不过是曹操为了身后接班人的安全,所采取的一种必要手段。在曹操比较欣赏的两个儿子中,杨修是站在曹植这一边的。他在为曹植能够继承王位的问题上,出谋划策,纠集势力,成为反对曹丕的政治共同体。不过曹植因为“华而不实”,并不被曹操喜欢。再者,杨修作为曹植的嫡系党羽,为其在谋取王位上出的一些馊主意,多次被曹操拆穿,是曹操对杨修由厌恶而逐渐起杀心的重要因素。为了保证自己死后权力的顺利交接,为了避免曹丕、曹植兄弟二人日后的明争暗斗,所以曹操随便找了个“泄密”和“扰乱军心”的理由,便果断地砍下了杨修的头颅,防患于未然。

曹操一方面实行“唯才是举”,吸收、笼络和重用知识分子,一方面又坚持“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用人原则。对于愿意臣服归顺于自己的文人,曹操可以给他们高官厚禄,可以与他们推心置腹,尊重爱护;可对于那些不肯服膺,不愿与自己合作,甚至别有用心的知识阶层精英,曹操却不惜背上屠杀知识分子的千古骂名,也要对他们下狠手、下毒手,这是他对文人惯用的一种统治手段。

曹操是位大文人,他重视文化,理解文化,更知道文人是不能随便杀的,但当他的政治统治受到知识分子的攻击和威胁时,文学家的曹操自然就会让位于政治家的曹操,只有通过政治手段,利用“铁血政策”,才能扫清口舌和文字障碍,实现“以曹代刘”的政治目的。对于曹操来说,杀掉几个不识时务的异己文人,是一项投资小、见效快的高压统治捷径,既能肃清耳根,又能杀一儆百,何乐而不为呢?